市场机制下的动力运行机制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起步于短缺，起于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时的单一公有制投资主体转向多元共生的过程。由于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计划经济时期资源的集中者和体制的主要关照者，从而也是最缺少改革动力的经济主体。相反，原来处于集体经济中的农民，是原体制下简单的农产品供应者，从而也是从原有体制中借承包制转向自由迁徙和自主创业的主要人群。催生这种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则是从民间到原国有企业的不断增长的自由理念，普遍的短缺则是自由创业的最有利的市场需求环境，于是投资主体一分为三，原来只有国有工业存在较多投资，农村除农田水利建设外基本就是反复循环的农产品和人口的简单再生产，现在则是个体的农民与工商户在投资，新形成的或由原集体或地方国营转制的中小企业在投资，原来的国有大型企业也因有了投资自主权，有了自负盈亏的机制而有了自主投资的积极性，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压制投资与积累，主要是压制国家投资，企业和民间投资则有了越来越充分的发展空间，并迅速成为社会资本形成的有生力量和丰富多彩的民生产品的供应者。期内改革与开放叠加，投资不仅来自境内，也来自境外的港澳台与国外，技术来源不仅来自原国有和集体体制的外溢，也来自境外和国外技术的成规模引进，中国迅速成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手机、计算机、汽车、摩托车等各种产品的生产大国，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广阔的内部市场成为各类投资的乐土。
中国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经济体制高度分权并存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特有的制度安排⑧，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是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各级官员高度重视经济实绩，纷纷以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信贷扶持、审批放松等方式招商引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不断加大的投资成为不断增加的产能和不断丰富的产品，中国产品如果只供应国内已明显过剩，所以需要开拓国际市场，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日渐急迫，加入WTO则是打开外部市场的制度性突破。但问题接踵而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产品核心技术不多，自主品牌少，占领国际市场，拼的是成本，比的是价格，靠的是数量，对原有的国际贸易秩序形成明显冲击，国外反补贴、反倾销此起彼伏，境内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随着新的产能不断形成，则产能过剩也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的投资已做了很多调整，主要转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战略性产业主要通过财政支持和信贷扶持，很少进行直接投资。但社会性投资则一浪高过一浪，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房地产投资。政府投资则是依托于城镇化与房地产投资中的土地财政与土地开发。现实中城镇化已经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偏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认为，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已成为单纯追求GDP和城镇化率的造城运动。一是很多地方将城镇化视为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二是城镇化的不少宏伟蓝图是行政长官指点江山与规划人员闭门造车的产物；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某些地方被异化为毫无顾忌的造城运动；四是强化城镇化的主要动机是为政府脱贫致富。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