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的未来走向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如果从一个相当长期的时间跨度看，经历了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现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将要进入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所以中国也需要调整发展战略，求得新的发展。⑩
中国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民间企业与居民的房地产投资是中国转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经步骤，这已被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进展所证实。但从现实看，这种发展已经式微。公共工程投资也已出现多种公私合作或市场化投资与运营的多种商业模式，公私合作从具体模式来说，包括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建设、运营、移交）、BT（Build-Transfer，建设、移交），TOT（Transfer- Operation- Transfer，移交、运营、移交)、ROT（Renovate-Operation-Transfer，改扩建、运营、移交），BOO（Build-Own-Operation，建设、拥有、运营）等，这些在西方国家已有大量成功案例，国内一些项目也已沿用，并大大提高了投资效益。所以，中国以后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都应转向公私合作的相应模式，政府则应基本转向公共财政，支持企业和个人自担风险的投资。
在需求明确、利基清楚的领域，政府应固守的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为社会投资主体提供宏观投资大数据信息服务和风险提示，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企业和个人则是自担风险，占有收益的投资，从社会发展和演化来看，社会要发展，技术要升级，结构要调整，都离不开投资和建设，社会经济的运行始终需要高素质的运动员来推进，但政府的作用应是建构制度软环境，强化产业规制，实行负面清单政策，重点是明确禁止发展的方面，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总体均衡，让市场之手在法治的环境下充分发挥作用。
从短缺到产能过剩，从农业大国到制造业大国，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大规模的硬件建设已基本告一段落，政府工作重心应转向执政能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培养、结构体系的完善、服务体系的健全、现代文明的普及、社会安全网的编织。在繁华的城市群构造下，还应有美丽朴素的乡村，在保护高净值人群的合法权益时，更要扶持和支持社会底层人员享受教育和培训的权利，实现充分就业和轻松创业。未来应着力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路径应是以文化融合共识，以法制维护公正，以创新提升效率，以市场和分工形成体制弹性，以多元共生形成经济生态，以福利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注释】
①许宪春、王宝滨、徐雄飞：《中国的投资增长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管理世界》，2013年第6期。
②李稻葵、徐欣、江红平：《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
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人民日报》，2014年7月31日，第8版。
④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下半年经济总体趋稳 适度增加调控灵活性》，《中国证券报》，2014年8月4日，第16版。
⑤于宁：《“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基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视角》，《社会科学》，2013年12期。
⑥王建：《尽快实施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大调整》，《中国证券报》，2014年7月21日，第9版。
⑦张锐：《服务业不应成为经济增长“短板”》，《中国证券报》，2014年8月6日，第4版。
⑧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⑨宋亚平：《警惕城镇化建设误入歧途》，《江汉论坛》，2014年第4期。
⑩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13年11期。
责编/徐艳红 袁静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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