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加速推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融合日趋深入，但同时也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等方面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碰撞，这种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非常注重社会公众凝聚力建设。如美国十分重视引导本国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积极培育以崇尚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和以公民的权利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促进了本国民众凝聚力水平的提升；日本非常注重以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实力来提高国民自豪感，并通过加强组织、动员和宣传来凝聚民众的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并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究竟何为凝聚力？人们为何要凝聚起来？凝聚力的强弱取决于哪些因素？如何将凝聚力的影响因素量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提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否促进了公众凝聚力的提升？
为弄清这些问题，把握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指数动态，并进一步探索新时代下公众凝聚力的主要特征及关键影响因素，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自2012年起，持续对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指数进行设计和跟踪调查，并且不断发展完善。此外还在全国（大陆地区）范围内开展了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众凝聚力的大型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信任度、社会资本满意度、自组织能力；价值观变量；人口统计学资料。根据我们所设定的计量方法，将凝聚力指数的分值设定在0～100之间，分值越高，表明公众的团结程度越高、凝聚力越强。
中国公众的凝聚力不断提升
凝聚力是一种个体意识基础上的集体意识，一种多元价值环境中的共同观念，一种理性而积极的共同行动能力。这种凝聚力，既是成熟社会的基石，也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维系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强大的凝聚力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和人民幸福，是国家和政党视若生命的珍宝。我们设计的公众凝聚力测评指标体系，分别从社会信任度、社会资本满意度和自组织能动性三方面综合测算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指数，通过对调查结果的量化分析，得到的2015年公众凝聚力指数为65.39。与2012年的测评结果相比（经调整可比），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水平提升了24.68%。而就构成指数的三大主体指标来看，也均在不同程度上实现提升（见图1）。
社会信任度提升突破临界值。基于我们的设定，对于公众凝聚力的测算结果以50.00为临界值：高之则大体上可认为公众团结、有凝聚力；低之则相反。同时，三大主体指标也遵循该设定。可以看到，社会信任度的评价值由2012年的48.23提高至2015年的58.97，提升率为22.26%，社会信任度由之前尚难达到基本信任的状况，发展为当下已形成基本信任的局面。根据罗森堡信任量表的测量，其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变化：一是关怀感提升，“遇到困难时，除了家人，没有人会关心我”的赞同率由39.8%降低至15.4%；二是警戒心下降，“如果不留个心眼儿，保持警惕，别人就有可能欺骗或欺负我”的赞同率由51.6%降低为33.9%；三是信任感增强，赞同“我身边的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增加了接近一成；四是冷漠感降低，赞同“多数人都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也增加约一成。
社会资本满意度稳步提升。社会资本包括三层次的内涵：首先，社会资本分为与朋友的关系和与陌生人的关系；其次，社会资本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最后，建立社会关系的动机可能是物质利益上的，也可能是情感上的。总体来看，综合测算后得到社会资本满意度的评价值为62.14，比两年前提高了19.71%。分维度予以分析，可以发现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与朋友和与陌生人之间关系的满意度差距有所缩小，由原来前者高于后者89.4%减少了约3个百分点；二是对社会资本量和质评价的双重提升，对于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的满意度提升，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不满意的比例降低了16.0%，同时，对于社会资本的进一步拓展的信心增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没信心的比例降低了5.6%；三是对社会资本的情感满意度大幅提升，无论出于降低预期或感恩心态，公众对于朋友关系的肯定均日渐强化，尤其在情感满意度上，提升率达到20.5%。
自组织能动性大幅提升。自组织能动性是公众凝聚力的核心因素，主要分为两个维度：其一是社会角色的扮演；其二是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看法。在2012年的公众凝聚力指数调查中，我们发现，公众“搭便车”的心态普遍存在，而虽然参与公共事务的情感动机较强，大多数人却不会为此让渡切身利益。值得关注的是，在2015年的调查中，对此我们看到了极大的改观。从自组织能动性的评价来看，其水平由2012年（57.22）到2015年（75.07）提升了31.20%，十分显著。促成自组织能动性提升的原因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当所属群体利益受损时，发动领导的意愿增强，与2012年相比，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出积极意愿的比例提高了7.4%；二是淡化自身利益，彰显奉献精神，公众对于“如果我不为大家付出，但是却能享受大家给我带来的好处，那我就不会付出”的否认率提高了64.1%。三是公共参与并发声的意愿进一步增强，当问及是否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听证会或座谈会并发表看法建议时，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出积极意愿的比例提高了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