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凝聚力内在变量的影响因素
在2012年的公众凝聚力指数调查中，我们曾对不同人群的社会资本满意度、社会信任度和自组织能力分别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凝聚力指数的特征存在群体差异。主要有：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社会信任度更高，对自己的社交状况更加满意；与其他年龄段受访者相比，“90后”更容易相信他人；高学历没有带来较高的自组织能动性；社会资本满意度对人生观具有一定影响。为与其进行对比，我们对影响凝聚力指数（2015）及其内在要素的主要构成和群体差异予以探索。在本次调查基础之上，经过系列量化分析后，归纳出以下五方面新的特征。
法制观念影响社会信任度
高感群体：青壮年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公民的法治信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然而，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仍有约一半的受访者法治信心不足，认为法律难于完善，“依法”治理仍应兼顾“酌情”处置。另外，两成受访者法治信心一般，虽认为“依法”大于一切，要严格杜绝“酌情”，但对当下法制体系本身完善性的欠缺，持有理性认识；三成受访者法治信心较强，认为有健全之法可期、可依就无须“酌情”。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公众的法制观念和法治信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通过进一步以法制教育水平更具可比性的青壮年人群（33-42岁）为样本进行分析，我们还发现，法制观念和社会信任度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1.904>1.650，在0.1水平上显著相关），即法治信心越强，社会信任度就越高。说明观念上的差异造成了态度的差异，社会信任度的提高有赖于法制观念的提升。
病态心理影响社会交往关系
高感群体：青年/女性/地、县（级）居民/低收入者
2014年，我们曾对中国社会心态存在的十大病症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位列时下社会病症前三项。时隔半年，我们对与社会交往息息相关的“看客心态”再次进行调查，结果发现，74.1%的受访者对此心态持完全否定态度，说明社会病态心理在不断被纠正，这对社会资本满意度的普遍提高产生了促进作用。并且，我们发现对于以青年（24~32岁）、女性、地县两级居民和低收入者（月收入1500元以下）为典型的弱势群体，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显著（|t|>1.650，在0.1水平上显著相关）。他们由于社会历练相对欠缺，心理素质不过硬，遭遇的社会不公更多，导致容易出现心理不健康的状况，从而影响其社会交往，譬如对身边人群缺乏信任，进而降低了社会资本满意度。这对于凝聚力水平的提升是极其不利的。
反腐工作提升自组织能动性
高感群体：社会全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压强力反腐败，“打虎拍蝇”双管齐下，反腐工作深入人心。各级组织和部门、单位，包括人民群众，打击和预防腐败的决心、力度大，已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可以发现，在开展反腐工作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力度显著增强。调查中我们就看到，当问及对于中央集中反腐工作的心态时，81.9%的受访者同意反腐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并表示愿意参与举报举证。另外，我们还发现，公众对反腐行动的支持意愿与公众的凝聚力指数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4.405>2.580，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反腐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的自组织能动性，即提高了公众自愿地联合起来参与或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动性。这也进一步表明，反腐符合群众对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的要求与期待，社会成员的积极支持使中国公众的凝聚力在此过程中大幅提升。
互联网发展提高社会参与度
高感群体：男性/乡镇、农村居民/低收入者/长期失业者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为影响公众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类社交平台的形成和发展则成为重中之重。一方面，当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QQ、微信、微博等各类社交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自身的社会参与度，近一半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肯定回答。另一方面，考虑到群体之间的差异，我们按不同类型人群分别予以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得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公众社会参与度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t|>1.650，在0.1水平上显著相关），显著性最高的主要集中在男性、乡镇和农村居民、低收入者（月收入1500元以下）及长期失业者几类群体。除男性群体相较之下可能更容易及愿意通过虚拟社交平台拓展更为广泛的社交圈子以外，其他群体均属于社会参与感较弱、实际参与较少的群体，互联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度、激励其勇于发声。
环境治理观念影响社会参与度
高感群体：专业领域工作者
环境问题与百姓生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等若干重要方面休戚相关，作为一大公共问题，其根本的治理方式一定是共同治理。当下我国生态环境指标每况愈下，各类能源消耗及不合理排放等造成了长期的雾霾天气，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危及人们生活和健康。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观念是引导公众行为活动的基础。谈及环境问题的治理，我们通过调查发现，81.9%的受访者认为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由此可以看到，公众在环境治理观念上已逐渐形成的积极共识。而进一步的分析得以验证，近年来公众社会参与度的提高着实与对于这类公共问题达成有效共识高度相关，尤其是针对环境问题普遍地存在更为合理认识的专业领域人员（包括各类产业中的技术研发人员等）。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其环境治理的观念与社会参与度存在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4.648>2.580，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即环境治理观念越强，社会参与度就越高。因此，对于生态环境等公共问题，科学、统一的观念影响公众的社会参与积极性，从而影响公众凝聚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