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着眼于对构成东北亚动荡三角关系的每对双边关系进行考察，并深入探究影响三国当前和未来关系的重要国内和双边关系因素，对我国应如何处理与日本、韩国的关系、维护东北亚稳定提出政策建议。未来中日韩的关系只有在东北亚新秩序的构建中，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在地区多边主义框架下，三国协同发展，才能使“动荡三角”向“稳定三角”演化。
【关键词】中日关系 中韩关系 日韩关系 东北亚秩序
【中图分类号】D731 【文献标识码】A
中韩关系：发展与影响因素
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迅速发展从来都不是偶然，其中蕴含着基于共同利益的认知以及两国政府的努力。21世纪以来，韩国的三位总统卢武铉、李明博和朴槿惠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对华政策，中国在韩国外交和战略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在不同时期也存在差异。随着两国经济日益融合，中韩关系的总方向朝着相互尊重、共同合作发展。2012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高出其日美出口总额的38%。①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如今已经超过对日出口额。2012年中韩贸易额创下2563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是建交初期的50倍。②在未来韩国实现经济振兴目标的过程中，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仍然不可或缺。
当然，双边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尽管两国官方对彼此关系的定位很高，但从外交的实际互动中，包括朝核问题、贸易摩擦、海洋权益、历史认知等问题产生的分歧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是内涵的实现，而是努力的目标。③卢武铉时期，着力发展对华经济与外交关系是其政策核心目标，韩国试图扮演亚太地区中美关系间的平衡器角色。④拉近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发展前任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加强对朝鲜的影响和接触。⑤其政策集中在不违背中国对朝政策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支持和改革主张的方式促进朝鲜的政治和战略变化。
2007年保守的李明博政府执政后，韩国开始逐渐抛弃阳光政策同时重新强化与美日的战略关系，对中国的政策相对有所保留。李明博上台后恢复了“战略常态”，首访美国、日本，然后访华。2013年，朴槿惠总统执政，在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表示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深化战略沟通，创建多层级合作交流机制，两国关系增添了更多实质性内容。她对朝的“互信政治”一反其前任的强硬路线，与金大中“阳光政策”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两国间的频繁交流与互动使外交关系进一步深化，中韩两国在金大中政府时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卢武铉时期建立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李明博时期中韩关系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梳理本世纪以来中韩关系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双边关系正走向更加积极的轨道，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中韩两国正在经历长时间的外交与战略崛起，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自信日益提升，双方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接触越来越多。援引美国高盛公司的表述，“中国是‘金砖四国’中的首要国家，而韩国是‘未来11国’中最发达的国家”。两国关系也受益于中国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强与中等国家的接触与支持上。
第二，中韩两国都不把对方视为直接威胁。1993年，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第二年，仅有4%的韩国人认为中国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这个比例远远低于朝鲜与日本。⑥十多年后，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的韩国人认为中国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58%与32%的韩国人分别认为朝鲜与美国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⑦中国对韩国的战略关注主要基于韩美同盟关系与中美关系。同样，韩国对中国的战略忧虑主要围绕中朝关系。中国认为韩美同盟对中国的影响小于日美同盟，因为韩美同盟更多关注“双边议题”而日美同盟关注的议题涵盖整个东亚地区。韩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美日存在差异，韩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地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另外，这预示着中韩关系将会影响韩日与韩美关系的发展。
最后，中韩在维持朝鲜半岛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也有助于两国关系走上积极轨道。韩国的专家与官员认为美国是韩国对抗朝鲜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中国是促进朝鲜形成较为良好的政治氛围与和平发展的最重要的伙伴。中国对韩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今后，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区实质性谈判的完成，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会进一步深化。所以，必须超越中韩双边关系本身，在地区和全球层面考察与审视两国关系。东北亚的地缘环境决定了中韩关系的发展要受本地区内国家政治经济互动的影响，两国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有效维护朝鲜半岛和东亚地区和平也需要两国在地区多边安全架构中的有效合作。
日韩关系：日益增多的摩擦
过去二十年来日韩关系的发展与中韩关系的轨迹恰恰相反，两国之间外交与战略分歧日益增加。日韩两国的专家学者认为当前是两国自1965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关系最坏的阶段。与中韩关系的发展不同，日韩关系似乎正在走向日益负面的轨道。
与韩国三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相比，韩国对日政策可谓变化更加显著。自2001年小泉纯一郎执政以后，日本首相频繁更迭，政策缺乏稳定性。致力于构建韩日关系的坚实基础，金大中总统在韩国领导人中做出的努力最多。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之所以为金大中所重视，与他流亡日本的经历有关。其执政期间，长期存在的日本文化产品进口禁令被取缔，1998年，美日韩建立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rilateral Coordination and Oversight Group, TICOG）以更好地管理盟友间在朝鲜半岛的协同合作。
继任者卢武铉更多体现了左派的共识，采取与前任不同的对日政策。卢武铉特别强调日韩之间关于独岛（日本称竹岛）的领土争端，2005年韩国以“独岛号”命名其两栖突击舰，在国防白皮书中没提出朝鲜是其面对的重要威胁，但在防务支出方面做出一定调整，着重应对日本方面的威胁。卢武铉政府时期，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的大部分工作陷入停滞。
与卢武铉同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小泉纯一郎与安倍晋三的对韩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卢武铉的日本观。卢武铉对日本的看法以及韩美同盟疏远使安倍政府第一任期与麻生太郎政府对韩日战略关系没有投入更多关注。安培政府抛开韩国，提出建立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美、日、澳、印之间的“自由与繁荣之弧”。
正如对朝鲜政策一样，李明博处理对日关系也显现出与前任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加强与日本的战略与外交纽带。面临一个咄咄逼人的朝鲜，李明博重新强调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ICOG）的重要性，针对朝鲜半岛的突发事件，韩日加强了情报分享与合作。
朴槿惠比起前任采取了相对疏远日本的政策。2013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中国是她访美后出访的第二个大国，这种安排打破了历任韩国总统就任先访日再访华的惯例，与前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习近平与朴槿惠多次回绝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的要求。当前的韩日关系受到自民党安倍晋三的重新执政以及他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和参拜靖国神社的影响。韩日关系还受到缺乏积极的多渠道联系以及领导人包括两国官员的良好私人关系的掣肘。
总之，致使两国关系走向负面轨道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个影响因素是韩国对日的消极看法产生的政治影响。随着日本保守主义领导人的上台以及对日本殖民和战争罪行的否认，加剧了韩国的消极态度。李明博在其执政后期登上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独岛，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访问独岛的总统。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召回驻韩国大使。韩国总统府强调，独岛是韩国领土，李明博此行是韩国总统访问韩国领土，毋须对日本进行事前通报。韩日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紧张局面。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韩日两国在过去20年来不同的国家发展方向。韩国处在实力上升阶段，而21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处于相对实力下降阶段，不仅体现在人口老龄化方面也体现在经济低迷、增长乏力等多个方面。两国不同的发展方向使韩国从日用消费品到核电站建设、电子科技等各个领域逐渐成为日本在国际和地区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日本实力的下降和作为一个传统强国权力的削弱，影响着日本的心态进而影响其对韩、中两国的认知。
以上这两个强有力的制约因素结合并共同作用，造成了两国三个方面的认知差距。第一个是关于当前紧张关系的认识差异。韩国领导人及官员聚焦于日本缺乏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而日本方面认为韩国将这些问题政治化并缺乏寻求其他途径超越这些问题的诚意。第二个差距与两国认知调整相关，两国都没有做好对方实力变化调整的准备。日本方面对韩国日益增长的外交和经济影响力以及对日本依赖的下降忧心忡忡，而韩国也没对日本自身实力下降的挫败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做好准备。第三个是战略设计方面的差距。这涉及到两国对中国的认知。日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日本最大的威胁，并希望通过同盟关系制衡中国，然而韩国并不这样认为。
中日关系：动荡之源
中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最大影响变量。中日经济关系有可能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而不稳定，与中韩关系体现的走向更加稳定、积极的轨道相比，中日关系可能正沿相反的道路演进。地区内的其他国家担心中日关系将被推向复交以来甚至是战后以来最危险的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不仅应从人的因素、政治因素考察，随着时代的发现，影像技术、信息技术划时代的发展也给国际关系带来巨大影响。信息化时代到来后，伴随着中国国内民主化进程和言论自由度的增加，国民积极参政议政，对中国政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为更加关心，对日本方面关于中日关系的错误言行反应更加强烈。所以，相对中日关系而言，信息化发展、言论自由以及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未必会对双边关系带来积极影响。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和右倾思潮的发展，在中国互联网上会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应，甚至会导致问题扩大化、对立严重化的不良后果，进而加剧彼此情绪的对立，这种情况在日本也会发生。
从双边层面考察，中日关系变化不仅是国家模式竞争结果与领导人更替后的战略调整，同时美国因素也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中日两国走向战略竞争加速的轨道。
首先，两国在彼此力量对比发生“世纪逆转”后进入心理调试期，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比韩国对日本造成的冲击更剧烈。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将取代过去一个多世纪日本的位置，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大国。就中国而言，原先不曾料到会这么快赶上日本，不习惯被推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而日本则是在震惊之余，倍感痛苦和难以接受，日本主导性地位的失去与日本的衰落加剧了战略忧虑与挫败感，并使日本更加关注中国的动向。
其次，回顾4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美国的影响。可以说，日本的中国政策，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同盟战略的影响，同样，对日本而言，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美国全球战略”以及“美日非对称性同盟关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中日关系是在“中美日三边关系架构下”发展的。⑧日本对中国的“定位”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是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外因，日本基于国家利益制定的对华战略才是内因，内外因共同起作用，但日本往往利用或者放大外因的影响作用，而忽视内因的根本性作用，使其对华战略体现出“内外因交错主导”的特点，进而扩大了中日战略竞争的空间，为中日关系平添更多消极与不确定因素。
动荡三角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从本文对国内政治因素、国家不同发展道路的分析中可看出，通过第三方调解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在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协调更多是依赖于各种双边关系，中国应超越双边关系范畴，从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框架下、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多边主义机制建构等三个动态层面，对三国关系进行战略性思考，将三国关系的发展放到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加以分析和认识。首先应与美国保持友好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可减轻韩日所面对的地缘政治压力；其次，应从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提升三国关系。由于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在很多时候影响了经济方面的进一步合作，而一体化内生性动力不足使三国合作进程面临重重阻碍。中日韩三国经贸互补，如何深化合作，在一体化进程中协调行动，成为一体化进程的助推器。最后，应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提升三国关系。进一步扩大开放性的区域合作，在地区经济和双边安全或多边机制内继续保持政策协调与配合。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构成东北亚动荡三角的三对双边关系，从三对双边关系发展演变的政治轨迹、影响因素的考察出发，提出我国的应对方略，未来中日韩的关系只有在东北亚新秩序的构建中，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在地区多边主义框架下，三国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才能使“动荡三角”向“稳定三角”演化。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强化与中国的对策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YJCGJW012）
【注释】
①Statistics taken from the South Korean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Total 2012 exports to China $134,323 million; United States $58,525 million; Japan $38,796 million. Total 2002 exports to China $23,754 million; United States $32,780 million; Japan $15,143 million.
②宋文富：“中韩关系增添发展新动力”，《光明日报》，2013 年6月27日。
③虞少华：“东北亚安全形势与中韩战略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5期。
④Han Suk-hee, "From Engagement to Hedging: South Korea’s New China Polic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4 (2008).
⑤Kim Choong-nam, "The Sunshine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Sou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Korean Observer (Winter 2004).
⑥Ryoo Jae-kap, "U.S.-Korea Alliance in Transition: a ROK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IIX, no.1, Fall/Winter 2004: 29.
⑦Sheen Seong-ho, “Tilting Towards the Dragon: South Korea’s China Debate,”APCSS Special Assessment, Honolulu: APCSS, December 2003.
⑧冯朝奎：“复交40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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