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社活动始末
平社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相关史料的不足。目前可资利用者，主要是胡适和林语堂的日记，⑤以及胡适《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缘起”部分与潘光旦为《中国问题》一书所作“引言”的相关论述。这些文字虽不能复原平社活动的全部内容，⑥却也能够从中梳理出其一年半活动的始末大要。
平社的创立，应在1929年3、4月间。1929年3月，《新月》第2卷第1号《编辑后言》称“为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出另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⑦此处作为新刊物《平论》编辑发行机构的“平论社”，即是平社的前身。
《平论》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6位海归“洋博士”联合筹划创办的一份刊物。但与一年前同样由他们参与创办、以发表“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⑧为主的《新月》月刊不同，《平论》的办刊宗旨就是说“‘平’话”，即发表政论文字，实话实说，评议时局。这显示了他们对于现实政治态度的变化。原本僦居上海的胡适等人并无积极论政的想法，而只是努力于学术研究或文艺创作。然而，时局的发展并不如人意。随着国民党“党治”的扩展，他们越发感受到来自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言论、思想控制上的强制压迫，特别担忧自己在此种压迫下有“失声”的危险。而对国民党压迫言论、压制思想自由的反感，又促使这批曾留学欧美的学人开始重新审视新建立的国民党的统治思想及其政治作为，由此也就重新引起了他们对于议论政治的兴趣。⑨1929年3月23日，胡适在同人推举之下，同意担任《平论》总编辑，并随即撰写了《我们的自由》的发刊词；29日，同人聚会，决定于4月10日出版《平论》第一期。⑩
然而，事实上直至5月初，《平论》始终未见出版。11相反，《新月》第2卷第2号又发表《编辑后言》，在遗憾告知“上期预告的《平论》周刊一时仍不能出版”之后，一反上一期的口气，称“此后的《新月》月刊，在《平论》未出时，想在思想即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见我们少数抱残守缺人的见解”。12同期《新月》即刊登了胡适《人权与约法》及罗隆基《专家政治》两文，进而掀起“人权运动”。《新月》的转向，13使另办一份政论刊物顿显了无意义，事实上宣告了《平论》的流产。
而平社的活动，在此之前已经开展起来。4月21日，平社于胡适家中举行第一次聚餐。随后又曾举行两次聚餐。14《平论》的编辑工作或即聚餐的主题之一。但随着《平论》的不了了之，平社的活动也开始寻找新的立足点。5月11日，平社于范园举行第四次聚餐，由罗隆基介绍英国知识分子论政组织费边社（Fabian Society）历史。或受费边社活动形式的启发，胡适当场提议“请同人各预备一篇论文，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15同人对此提议表示赞同，并各自选择讨论方向，很快形成了一份“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5月19日，平社第五次聚餐，即据“日期单”计划开始讨论。据胡适日记，这份“日期单”执行情况基本如表1。16
1930年2月4日，平社于胡适家聚餐，确定下次聚会内容，即由罗隆基、刘英士辩论“民治制度”。2月11日如期举行的这次活动似将辩论这一新形式引入平社，但以目前资料论，这种活动形式并未延续。此后，3月1日于徐志摩家讨论“伴侣婚姻”，15日由潘光旦演讲“天才问题”，及29日由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演讲印度政治运动，这几次活动似乎并没有像1929年那样有通盘规划。18
直到4月初，平社再次恢复了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主题确定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同1929年一样，“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19讨论从4月12日正式展开。据胡适及林语堂日记，1930年平社中国问题讨论情况大致如表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