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胡适与林语堂日记，前后参与平社活动者计有20余人，其中可称为平社成员者15人。这些人均有欧美留学背景，且多为清华出身。22他们中的大多数于1927年前后因时局变化，或自北方南下，或从国外归来，而骤聚上海，任教于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等私立学校。随着北方局势的相对稳定，部分成员离沪北上。同时，国民党对罗隆基等人的迫害，使规模并不甚大也无固定居所的平社的活动受到不小的限制，原本即为松散组织的平社因此而走向终结。至1930年11月18日，胡适举家离沪，定居北平，平社活动实际即告停止。虽然此后罗隆基等人尚有恢复平社的打算，但由于得不到胡适方面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最终亦只能不了了之。23
中国的出路与专家政治
在平社的若干次讨论活动之中，关于中国问题的系列讨论无疑为最大亮点。此讨论以“中国问题”为总题目，先于1929年以“中国的现状”为主题，而在1930年改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每一主题之下又复分列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若干方面。这与胡适向来强调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然后“提出种种的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最终“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的思想方法正相符合。24
依胡适原倡议，平社的讨论当如英国费边社一般，悉予发表，并最终结集成书。现知关于中国问题的12次讨论，即有8次讨论稿成文发表。不过，费边社的讨论文章基本单独刊行，而平社的讨论则几乎全部发表于《新月》月刊上。25 1932年，潘光旦将发表于1930年的讨论文章结集为《中国问题》一书，由新月书店出版。26这些文章即为探究平社论政思想及观念的基本材料。
参与这些讨论者多系专业学者，对其所承担的各方面问题多有专长和研究，故在讨论文字中，也各据所知，各言其道。潘光旦从优生学的角度出发，对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家庭和选举制度加以赞赏，以为未来的出路在“我们对于孔门的社会哲学，宜乎再加以估定和变通，而引为今后优生教育的初步”；而林语堂则大讲韩非“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以为“一个自由强健的新民族崭露头角”，将由“孔教的尸身踏过去了”；罗隆基亦相信“国家的坏人愈多，制度愈重要”，因为“制度的功用在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27显然，由于专业背景、思考角度的不同，平社同人所认定的“我的主张”，亦存在一定的差异乃至矛盾。在1930年讨论开始之前，同人对此既已有所认识，故提议“在讨论分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想想我们对于这些各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态度。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并推举“精神的领袖”胡适来作“这一篇概括的引论”，即《我们走那条路？》一文。28
胡适一开篇即明确表示，所谓“根本态度的决定”，也就是“我们走的方向的决定”。他又将其分为两个问题：“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及“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前者即所谓“目的地”，后者即道路。
对于“目的地”，胡适首先列出国民党、青年党及共产党的三种说法。无疑，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正在进行激烈对抗的三种力量。但胡适随即将其置之一边，因为讨论这三种说法“徒然引起无益的意气，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打得了的笔墨官司”；而他则要“充分用我们的知识，客观的观察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决定我们的目标”。胡适确认的目标为两方面：就消极方面而言，在“打倒五个大仇敌”，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就积极方面而言，则在“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29
“目的地既定”，关键的问题便在于“应该用什么法子，走那一条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现有的选择有两种：一是“演进”，一是“革命”。对于“演进”的路，胡适似并不认可，因为他将这种“演进”冠以“不自觉的”之名，所指实则为放任自流的不作为，“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这自然不能为包括胡适等人在内的“不满意现状的人”所接受。而对于“革命”的路，他则更加反对。虽则革命实有和平与暴力两途，但在中国这样“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革命“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其结果则是“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这两条路既皆不可行，胡适的选择是第三条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依照胡适“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的说法，这第三条路可称之为一条革命的演进之路，但实际上仍是其一贯主张的渐进改革之路。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