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人自居于革命”的中国社会之中，重提“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的道路尤显独特。在胡适看来，无论国民党、青年党抑或共产党（斯大林派及托洛茨基派），其所谓革命都不算“真革命”，不过“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罢了。在讨论“目的地”时，他特意强调“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而在下文中，胡适更捻出周谷城及“托陈取消派”有关“封建”的论说，斥之为“向壁虚造”。
1930年时，由中国共产党党内与托派的争论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史性质大论战在学界逐渐展开。论者争论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阶级属性等马列主义论题，争辩当时中国是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封建势力抑或是资产阶级等。这些问题涉及国民党、共产党、托派等重要政治势力的主义信仰、政治政策主张，故而也被视作中国革命最为根本的问题。但在胡适看来，此类争论都是些不切合实际的空谈，并无益于中国的改造和进步：“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魈山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呻吟痛苦”。31胡适等欧美海归洋博士，对国共两党俄式论争不感兴趣，没有加入其中去凑热闹，却也“不避‘反革命’之名”，加以讥讽。他们以费边社的形式论政，关注中国各种社会问题，而反对种种革命，这也正是胡适文章最可能吸引时人之处。32
“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在当时终归也只是一句泛泛的说辞，似不像打倒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等口号那样响亮干脆，没有其所显现的“更快捷”的效果。不过，若谓胡适此文并未涉及实际举措，则多少有些不合。在叙述所谓积极目标之时，胡适对“治安”、“普遍繁荣”、“文明”、“现代”四词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这样林林总总的条举，归根到底都可算是制度问题、行政问题。而要解决此种问题，所需者正是熟悉和了解“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的“人才智力”，也就是“专家”。33
胡适、罗隆基等人有关专家政治的观念，可溯至1922年的“好政府主义”；而以文化心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观念颇有关系。34不过在此时，它更带有现代科学的意味：“二十世纪的政治行政，已成了专门科学，二十世纪的行政人员，要有专门知识。”35所谓国家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此时已完全变成行政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后者无疑只可付诸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专家，而非政治正确立场坚定的党员干部。专家政治的取向显然回避了此一时期被国共两党视作政治之根本问题的国家性质、政权归属一类问题，而采取“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弊”的办法，36使中国问题有计划地、平稳地得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平社同人对政治问题的回避，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权所提供的政治秩序的一种认可。37
当然，所谓认可只是针对政治秩序本身，而并不延及提供秩序的政权当局和执政党派，更不必然囊括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思想。胡适本人就对国民党奉作经典的孙中山之学说多有不满，甚至专门作文指责孙氏“知难行易”之说；而罗隆基所草拟的三十五条人权条款，以及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更是直指国民党当局的政制规划。双方的政治思想之间，确有着相互抵触的部分。但对于此时以胡适为首的平社同人而言，期望仍然存在。这种期望，以不甚恰当的比方而言，似乎是统治者与治理者（专家）间的一场交换：治理者对秩序的认可赋予了统治者以合法性，而统治者则将终结此前的行为模式，以政治事务托付于治理者。既然后者更了解现实，更富有行政知识，因而更有能力处理现实问题，那么，一切也都可以在其科学而合理的处置中渐趋完善。这样，平社的论政也就不只是“坐而论道”，而将有一场实际的作为。
平社的政治作为与不作为
自胡适日记公布以来，学界不少人据其1929年5月11日的记述，将平社视作具有费边社色彩的知识分子论政组织。确实，无论其成员的知识精英背景，学院书斋性的论政活动方式，还是温和渐进式的政治主张，平社与英国费边社皆有极相似之处。38此外，同费边社领导人韦伯夫妇等一样，以胡适为代表的平社同人亦不甘心于口头论道。1929年4月26日，老同盟会员马君武曾对胡适言道，“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胡适在此句话下写道：“这话很有理，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39“一个大运动起来”是大的政治作为，无疑即是干预政治的表示。
然而，尽管“渗透”政策多遭非难，费边社却不但继续发展壮大，且成为影响英国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力量；40而平社则在活动一年半之后不得不告以终结，非但不见其于时政产生多大影响，而且很快从人们记忆之中消失。这么巨大的反差着实令人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