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困于价值多元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
我们看到，历史经验与实践理性，皆未能解决人类实践世界的多元价值之冲突。那么，就只剩下形而上学—神学路向与存在主义路向。对于主张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施特劳斯而言，对价值纷争最有力的统合，就是以回归形而上学的方式，重新确立“自然正确”。确实，古典的自然正确方案如果被有效确立起来的话，是很容易解决人类实践世界的日常纷争乃至家庭悲剧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就是中国古典的自然正确（王道三纲）；而柏拉图主义的所谓“金银铜铁人”的自然等级也一样，实践层面上的冲突问题确实被有效解决了。另一方面，尼采诉诸强力，施米特诉诸决断，亦都是处理多元纷争的办法，即普通人的理性无法处理现代社会的多元纷争，人类的可能未来，只能靠超人（尼采）、主权者（施米特）来维系。然而这种存在主义路向却是施特劳斯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永远武断性、永远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也正是现代性虚无主义的一个致命后果。
在晚年的一篇谈话中，伯林也曾把自己归为一个“存在主义者”。37 在伯林看来，施特劳斯依靠某种“形而上学之眼”——一种常人无缘分享的“柏拉图式的理性观能”——而看到“客观的善与恶”、“客观的对与错”，是彻底近乎荒谬的。38 如格雷所言，“伯林关于终极价值是多元的这种根本观点，拒斥人类从形而上学中得到的那种慰藉，这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满足了人类的那种近乎普遍的需要。”39 而施特劳斯在那篇《相对主义》文章中，从伯林追到尼采，则是旨在点出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即“上帝死了，什么都可以做了”）。即使施特劳斯的方案不可取，但并不代表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不重要。“虚无主义”或“相对主义”本身并不必然是个坏东西（比如对一切绝对价值的消解，即被后尼采的左翼学者所追随和发展）；但正是实践世界所形成的后果，才使得它指向一个必须被应对的危机状况。换言之，并非那些现代性的价值（如自主、权利、平等、宽容等）不值得捍卫，问题在于实践世界中各种互不兼容、不可公度的价值所造成的大量人间冲突与纷争，甚至是全球范围的灾难与动荡：整个20世纪，从意识形态的冲突（纳粹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到文明的冲突（“9·11”这样的诸神之争），你死我活的纷争不断交织。是否施米特所说的政治世界（敌友划分）就是人类实践世界的终局？人如何活在一起？
康德的认识论，旨在去除独断论形而上学：批判（论衡）就是要设界，确立诸种先验（transcendental）的条件，将知识确立在可能经验之内（对上帝的存在论证明、宇宙论证明、自然神学证明皆不可能，无法认知）。然而第一批判中赶出去的那些形上、超越的东西，在第二批判中却又溜了回来——康德的实践论旨在发展一套道德形而上学，并在实现德福一致（至善）上，重新引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等作为实践理性的设准。为什么？德里达晚年声称任何法律都可被解构，但“正义”不可解构。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正义”也只是一个符号，但为什么赋予不可解构的超越位置（一个超越性的空白形式）？我们看到：问题不在认识领域；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重新引入，主要是应对人类实践世界的问题，单单实践理性无力处理各种实际纷争（理性的自我立法，仍然力量太轻）。
康德的实践理性，实际上是对理论理性的一个批判；而对实践理性本身的批判，则是尼采作出的。换言之，是尼采将康德主义的批判进行到底：当“你应该”被康德转换为“我意愿”，实质上就出来权力意志，而不是普遍的道德意志。康德笔下那天使般的自由意志，实质上不正是“超人”才具备的权力意志？“末人”（合理—经济人）哪可能以这样的自我立法的方式进行行动，哪可能去严苛地遵从这样的意志所确立起来的绝对律令？因此，尼采是康德最忠实的继承人：实践理性无法处理现代社会中末人的纷争（康德主义的道德人如天使般难见），因此惟有在未来期待超人的权力意志，期待超人/道德人的创造。在尼采看来，人不能依照自然来生活，乃因为在“自然正确”秩序中，行动、创造，都是没有位置的（尼采推翻自然，然而他的贵族制论述实质上又不得不预设某种自然的概念，这是个紧张）。对于尼采，上帝死后的全面危机，使人不再能成为人（和上帝、神性相对而言的人，有限的罪人），人要么成为创造性的超人（康德意义上自我立法的道德人也是一种超人），要么沦为末人（只顾自我持存与福利的合理经济人）。所以未来，最好的意义上，是一个超人与末人共存的时代。
尼采的路向——不再重新引入超越性，而是将内在性（immanence）推进到底——在当代左翼政治哲学中继续得到推进。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既带来巨大危险，却也带来巨大的可能性，因为对各种旧的绝对价值的消解，恰恰为创造全新价值铺平了道路。上帝之死，是人的被重新发现。人能创造视野——正是在这样的根本性视野中，整个世界被理解，生命得到组织（世界与生命不再是上帝的创造）。人的创造性，成为政治哲学的中心或者说基础。未来就在于当下的创造。按照尼采，以前人一直在无意识地创造视域，而当人有意识地进行这样的创造时，他就超出人（more than man），即成为超人。尼采之后的哲学，就从去探寻（探寻关于整体的知识）转为去制成（making）。德性不再有客观度量；德性，就是创造性，就是真人（true self/true individual）或者赤子之心（the innocence of the child）的创造。“上帝死了”意味着不再有另一个超越的世界，当下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这就是当代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到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内在性政治哲学，它对那些重新引入超越性的实践哲学（从康德本人一直到德里达）构成了一种替代性的挑战。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就是创造：创造对于德勒兹根本上就是概念的创造，创造全新的组织与理解世界、调节人际规范的根本性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概念创造的哲学永远是政治哲学）。而奈格里则采取更具马克思主义味道的论述：在创造的向度上，生产本身就是政治，所谓“非物质性的生产”就是根本性地生产世界赖以得到组织的视野框架。40
因此，到了尼采（既诊断虚无主义的问题，又经常自称虚无主义者），施特劳斯往回走（贵族制、永恒回归），而德勒兹往前走（权力意志、生命的创造）。上帝死后，康德所倚赖的理性，在尼采之后，从两个方向被超出：施特劳斯以智慧代替理性（回归古典的形而上学路向，理性最终和智慧合一），德勒兹则是以生命代替理性（继续推进后形而上学路向，整体的知识/智慧被抛弃）。而包括伯林、罗尔斯、格雷在内的自由主义要两面防守，既不赞成快速流动的全新创造、又不赞成永恒一尊的自然正确，其困难可想而知。晚近许多一流的卓越思想家们，不是回到形而上学，就是重新强调神学的重要性（换言之，就是重新走回超越性路向，如德里达、哈贝马斯），实质就是因为实践层面而非理论层面的问题的紧紧逼迫（解构、沟通这些理论已被他们玩得很转）。
因此，人类世界所具有的价值多元主义状况，召唤我们去进行尼采所说的彻底思考。而贯彻这种彻底思考，需要的是人们的勇气，因为直接偷懒地拥抱某种现成的思想方案（譬如各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现成方案），总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评论伯林的文章中，特别注意到伯林的这样一种表述：讨论价值多元主义问题，首先需要人们对自己诚实和真诚。今天，很多人把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立场理解为狐狸式的多知与狡黠（而施特劳斯就变成“刺猬的温顺”）。但泰勒指出，其实承认人的理性无法整全性地解决价值的多元性问题，这反而需要真正的坦诚。装高深（即，对自己不诚实、不真诚），是具有强烈诱惑力的，尤其对于哲学家。伯林的根本哲学努力，就是为了反对各种不诚实的伎俩和蒙骗手段，此类伎俩和手段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41
尽管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伯林的自由主义在价值多元的相对性与消极自由的绝对性之间存在着逻辑矛盾；然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为：伯林以部分地牺牲理论上彻底性和逻辑上一贯性的方式，来处理人类实践世界的这个根本问题；对消极自由（作为维护个体对价值作选择的根本权利）进行“绝对的挺立”，可以看作是伯林对价值多元主义的事实性描述的一个规范性回应。这里面有非常不易和难能可贵的地方，不能够以逻辑问题而直接——像中国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如刘小枫）那样——对伯林予以轻慢不屑的贬抑。施特劳斯那重返形而上学的方案，实则是以维持理论上的彻底性和一贯性的方式，引出无法在实践世界被接受的规范性主张——金银铜铁人或王道三纲这些“自然正确”的等级，真的可以在当下被复兴？
我们今天，仍然在等待着应对价值多元主义的大智慧。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政治哲学”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PJC036）
注释
1 8 13 25 27 31 32 37 39 ［英］格雷：《伯林》，马俊峰等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年，第164、167、149、151～155、153～154、168～169、157、167、177页。
2 ［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48页。
3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p.54.
4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New York: Knopf, 1991, p.13.
5 Ibid. pp.50, 54.
6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pp.50-7. 伯林的这个概念，其实妥切的翻译应为“否定的自由”，即对外在强加的干涉有否定的自由。本文中因尊重国内学界的翻译习俗，故沿用了“消极自由”这个译法。
7 9 38 ［伊朗］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6、131、29页。
10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p.54 .
11 33 ［美］里拉等编：《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78、154页。
12 格雷：《伯林》，导言第1页、正文第64～65页。
14 参见刘小枫：《刺猬的温顺——两位犹太裔哲人的不和》，载“公法评论”，http://www.gongfa.com/ciweidwensliuxf.htm，于2014年9月24日访问。
15 Leo Strauss, "Relativism," in hi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ed. Thomas L. Pange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15-6.
16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p.57. 伯林这句话本身引自熊彼特。
17 Strauss, "Relativism," op.cit., p.17.
18 Michael Sandel (ed.),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p.8.
19 Strauss, "Relativism," op.cit., p.18.
20 Ibid., p.17.
21 参见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一章。
22 罗尔斯对伯林思想的阐发，请参见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57, 197.
23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里就是如此质疑权利的，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权或自然权利，“相信这种权利与相信独角兽或巫术是一样的”。参见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0、89页。
24 请详见吴冠军：《“民主和平”是如何“证成”的？》，载《知识分子论丛》第3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6～389页。
26 ［英］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28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pp.17-18. 另参见格雷：《伯林》，第176页。
29 30 ［英］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第2、5、3、140～141，72页。
34 36 ［德］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载舒炜编：《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169页。
35 转引自刘小枫：《〈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编者前言》，载刘小枫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前言第2页。
40 See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London: Continuum, 200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London: Penguin, 2005.
41 ［加］泰勒：《善的多元性》，载里拉等编：《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第100～101页。
A Study on the Predicament of Liberalism in the Age of Plural Values
—Beginning from Berlin's "Lifetime Problems"
Wu Guanjun
Abstract: The value pluralism of our time poses a severe challenge to liberalism. Among the great liberal thinkers in the 20th century, Isaiah Berlin was the first to tackle the issue of value pluralism. John Rawls and John Gray are two post-Berlinian liberalists who have further approached this issue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contrast, Leo Strauss directly reveals the most serious theoretical crisis facing liberalism by criticizing Berlin's arguments on it. By reviewing and studying the aforementioned academic controversy, this paper offers a full analysis of the predicament of liberalism in the age of plural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words: value pluralism, Berlin, Strauss, Rawls, Gray
作者简介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导，澳大利亚墨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精神分析、中国古典思想。主要著作有《多元的现代性》、《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爱与死的幽灵学》、《现时代的群学》、《巨龙幻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