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队伍自信”是对党员干部队伍具备实现“中国梦”所要求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党性修养以及各项能力充满自信。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队伍自信”提供逻辑起点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奋斗历程为“队伍自信”提供实践基础和历史经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为“队伍自信”提供新鲜经验和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队伍自信 理论逻辑 实践基础
【中图分类号】D16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大命题。自信是一种基于理性认知基础上的情感和意志，其主体是人。“三个自信”主要是指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自信，离开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感情认同，“三个自信”也无从谈起。因此，广大党员干部是否具备相应的政治觉悟以及能力素质就成为回答“三个自信”命题的逻辑自然延伸，特别是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新常态下，大量贪腐官员被查处，如何正确评价当前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课题，能否坚定“队伍自信”也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三个自信”是基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历史探索经验得出的理性认识，“队伍自信”也不是盲目自信，更不是迷信，有着扎实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实践基础。文章试图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针对“队伍自信”的依据进行分析和梳理。
“队伍自信”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指导思想，在指导无产阶级建立政党开展斗争并不断自我完善方面有着丰富的论述和理论总结，其中关于党的建设特别是有关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理论成果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树立“队伍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
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建工作重中之重。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从不同的条件出发论述了队伍建设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曾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时候指出：在打破旧政权之后必须用选举产生的“人民公仆”去代替旧时代的官吏，否则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根据俄国的实践，在工人阶级政党建设中也特别强调了党员干部队伍的重要性，他提出了“职业革命家”的命题：“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斯大林进一步强调了政治路线制定之后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
毛泽东也特别重视党员干部队伍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他指出拥有一支经过革命考验的干部队伍是党的重要财富，只要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就能应对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都多次阐述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对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重申了“关键在人，关键在党”的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中之重，这些论述是当前树立“队伍自信”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为了确保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员干部的各方面素质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文章中对一名无产阶级运动领导者所应具备的素质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第一点是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第二点是成熟的理论功底；第三点是全面的工作能力；第四点是高尚的道德品质。
在列宁探索的基础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论述了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标准与专业技术标准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是政治标准，斯大林认为党员干部必须是列宁式的活动家，要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敢于斗争，另外也不可偏废专业技术标准，要努力成为本领域的专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依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关于党员干部标准的论述。毛泽东曾提出过“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思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著名的干部“四化”标准；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成为精通业务的行家里手，又要成为立场坚定的政治家；胡锦涛强调了党员干部的四大标准，即：“思想政治标准”、“作风标准”、“政绩标准”、“群众认可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习近平带领全党对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进行了改革和完善，并提出了新的党员干部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些思想资源都成为确保党员干部队伍健康发展，树立“队伍自信”的理论保障。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注重对党员干部队伍的管理和监督。马克思在论及巴黎公社的时候就提出了通过选举制度和公众监督制度来实现对党员干部队伍有效管理的重大命题。列宁党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对执政党党员干部队伍的监督，他认为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要“祸害”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据此，列宁提出了很多关于反对党员干部以特权谋取私利，利用特权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的思想，尤其强调对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要从严处罚。为了从制度上探索从严治党的方法，列宁还推动全党成立了各级监察委员会和国家监察部。斯大林针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时代特征提出了“岗位责任制”的思想，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避免了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的现象，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从严治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重视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本着“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魄力从严治党、严肃党纪，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理论上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建树，这些成功实践和理论总结都成为今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而树立“队伍自信”的重要指导。
“队伍自信”的实践基础和历史经验总结
注重对党员干部队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在思想上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要求。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要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发展党组织过程中，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党内和红军。所以必须同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强调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反对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加强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注重从思想上对干部队伍进行教育和引导，就必须做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确保党员在思想上入党。要想党组织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确保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理想信念和正确的政治立场。要确保党员在思想上入党就必须把好入口关，严格入党程序和标准，确保只有符合党员标准的才能批准入党。此外，在入党以后也要不断加强对党员的考察和教育培养，确保其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本色。
另一方面，确保党员干部队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提倡中国革命要由中国同志了解并研究中国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成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号召，反对将苏联模式照搬照抄，要求符合中国国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在此过程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政治勇气和实践勇气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能够确保党员干部队伍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注重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加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建设。一部中共党史可以说是一部群众路线史，坚持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就必然对广大党员干部队伍提出相应的素质和能力要求，要求党员干部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树立公仆意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干部都是“社会公仆”或“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
人民公仆必须具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毛泽东曾将服务群众的能力形象地比喻成“过河”。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一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善于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新世纪新阶段，习近平曾在中央党校重申过发扬调查研究传统的重要性，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还要求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要反对一切特权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老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员干部队伍中产生了大量具有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的焦裕禄式的党员干部，这支队伍的产生和不断壮大是我们今天树立“队伍自信”的重要现实依据。
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与“队伍自信”紧密联系
“队伍自信”的一层内涵指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德才兼备的，是能够经受得住“糖衣炮弹”的袭击的。但“队伍自信”绝不是盲目乐观，回避矛盾，甚至否认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负面现象。只有铲除这些负面现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制度上杜绝贪腐现象的发生才能在全党切实树立起“队伍自信”，否则“队伍自信”只能代表党在历史上的自信，不能保证永远自信。特别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若要继续保持“队伍自信”，必须建立党内的“纠错机制”，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多管齐下，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新鲜经验，这些成果在当前和未来都为我们树立“队伍自信”提供了科学的指引和坚实的制度基础。
保持遏制和打击腐败现象的高压态势。为了应对消极腐败的危险，本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自十八大迄今，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工作方面已取得重大成绩，赢得了党内外群众的普遍赞誉，体现出反腐新常态的形势。一方面，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地位多高，只要出现贪腐行为就要被追究。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已有数十名省部级干部落马。
另一方面，注重反腐工作体制和工作方法的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深化纪律检察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要落实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实施；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制度；还要加强和改进巡视制度，切实发挥中央及地方各级巡视组的作用；此外还要进行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为此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以抓作风为切入口，从严要求，狠抓落实。习近平曾指出贯彻群众路线的要害是作风问题。十八大后中央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依托，加强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综合分析，十八大以来的作风建设体现了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抓作风要必须从严。“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切实从严治党，而非流于形式是这次活动最显著的特点和最成功的经验。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的道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公布了一系列禁令，首先将作风建设中的要求予以具体化，便于工作中的执行和监督。其次是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俗话常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本次活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党内高层干部作风的准则，中央政治局同志带头针对中央八项规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全党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带头作用。最后，注重把制度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习近平指出制度不在多，关键是要管用，要落实。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流于形式。因此，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弘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针对新形势，开展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还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守规矩、守底线，明白“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促使党员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
按照法治要求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面，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要善于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加强党内法规建设，运用党内法规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是依法治国战略中的重点和亮点。正所谓“治国先治党，治党要从严，从严要依法。”一套内容齐备又行之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加强对党员干部队伍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保障。通过党内法规还明确了党纪严于国法的精神，为新时期保持“队伍自信”提供了法治化、程序化、制度化的保证。为此，自十八大前夕至今，中央办公厅等50多个部门对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6月期间出台的2.3万多份中央文件进行了全面筛查和梳理，解决了党内法规制度中存在的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问题，维护了党内法规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同时，中央在2013年出台《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保证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为党内法规建设在未来能够健康发展，到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供基础性程序依据。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党校讲师、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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