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尼族古歌是记载哈尼族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成为我们了解哈尼族历史传承、文明发展的切入点。作为哈尼族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古歌不仅是是哈尼族在历史迁徙中创造的文化结晶，也渗透着哈尼族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理解。在欣赏哈尼族古歌时，要通过古歌去探寻哈尼族先民的情感世界。
【关键词】】哈尼族 古歌 生命意蕴 文化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对于人生终极问题的追问是所有民族共同的精神主题，先民们围绕着生命的起源、延续和最终归宿而不断追问，并由此衍生和发展出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着语言表达、文化传统和身体表征方面的差异，但他们始终是将自己作为物质环境的构成元素之一，他们的心灵世界也在感受生命脉动的过程中完成了情感的升华。
哈尼族古歌的创生意识
不同的民族对人类的起源和发展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虽然是千差万别，无一例外地表现出通过追述本民族的历史来展现自我理解物质世界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哈尼族充分展现着积极探索、锐意进取的创生意识，他们驰骋在想象的世界中将本民族的诞生写入到民族史诗中。
讲述民族的诞生。不同民族的史诗无一例外地选择将本民族的起源作为讲述对象，我们才能发现其共同点：“天地、人类以及万物的起源是每部史诗内容中不可少的部分。它是原始人类对宇宙的本源、演变的动因、结构模式以及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作的解释。”①民族诞生史诗都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时代产生的，讲述者试图将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对等起来。因此，他们就成为了主宰一切的神灵。
哈尼族史诗中穿插着情感真挚、自由奔放的古歌，这些歌曲在口耳传承中滋养着一代代的哈尼族年轻人。《窝果策尼果》所讲述的内容就是大鱼“密乌艾西艾玛”孕育天神的故事，相似的内容也出现在哈尼族古歌中；《帝孟孕育》记载到：“哎—突！很古的时候，太阳月亮出血了。太阳月亮为啥会出血？天地撞在了一起，日月互相打架了。……过了一轮进两轮，怀孕的妇女脖增长，过了两轮进一月，颧骨高高不平常。”②
帝孟是原始先民在蛮荒时代集体记忆的真实写照，当鲜活的生命消逝之际，哈尼族先民逐渐认识到这将是所有人共同的归宿，也是无法逆转的。他们尝试着去解释发生的一切，并且希望以某种方式为仍旧活着的人们给予精神层面的慰藉。因此，哈尼族先民首要的问题就不再局限于死亡的阐释，还涵盖了生命的诞生，毕竟没有生命的诞生也就无从谈及死亡的主题。他们认为帝孟是最先死的人，这里描述的是帝孟诞生的过程。哈尼人将生命的诞生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将人视为自然孕化的结晶。他们认为自己与周围环境中的万事万物有着共同的源头，并且将自己主动置放于庞杂的自然体系中。这种心理结构正是哈尼族先民对于生命诞生方式的独特解读，他们时刻不忘自己与外在环境的血脉联系。
生命的创造。在《觉麻普德》中，哈尼族先民以三兄弟为主人公讲述了“觉麻建寨”的故事：“转来转去地找，挑来挑去地选，找遍了每一块土地，踩遍了每一道坎坷，在一块朝阳的山坡上，选好了牢固的地基。”③建立村寨意味着哈尼族先民从较为落后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逐渐学会了建立村寨、建筑房屋的生存技能，意味着哈尼人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
《觉麻普德》讲述的是哈尼族村寨的被创造，但集体的创造是建立在个体的被创造基础之上，在哈尼族的《求福歌》中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哈尼人对生命诞生方式的理解。《求福歌》是哈尼族举行婚礼时演唱的祭词，它意味着小家庭的诞生；《觉麻普德》讲述的却是哈尼族村寨的故事，它意味着大集体的诞生。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呈现出鲜明的人与自然环境相互转换的思维特征。古歌以新婚夫妻为主人公，讲述了他们共同努力创造生命的过程。但生命的诞生却是神灵的恩赐，是祖先的眷顾。这是因为，“在哈尼族的生命信仰里，他们认为祖先的后代子孙是先天注定的，家族的谱系就像多依树的枝桠，子孙就像是多依树叶—贝壳一样。哈尼族古人的生命信仰中先祖和后代子孙构成了一个绵延悠远的、超越时空的生命立体图。所以，新婚夫妻要追寻祖先生命的源头，接受祖先命脉的馈赠。”④
哈尼族在试图解答人类终极问题的基础上，追溯到生命起点，而现实的生命又与悠远的祖先联系在一起，从而构筑起哈尼人的生死观。他们是将个体生命与哈尼族村寨联系在一起，将自己视为祖先在现实生活的延续。因此，生命的逝去就不再悲伤，进而转化为个体生命融汇于集体生命的构成元素。
生命的升华。哈尼族古歌讲述的故事都是以具体的人物作为主角，事实上，他们是把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投射到某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从而塑造出能够凝聚民族的英雄人物，同样的情况在其他民族的上古神话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样的一些形象“产生于母系氏族的后期，因为人们已能确知父子血缘关系，不再把人类的来源与植物联系起来，就出现了人类中杰出人物为原型的始祖神。”⑤或许是由于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在不同的哈尼族村寨中，古歌和神话的具体内容往往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故事的核心仍旧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哈尼人对于“贝玛”的重视，他们认为：“畜死要人帮，人死贝玛助，官人贝玛出门要选好日子，日子选得不合适，官人贝玛会气恼。庄稼有三类，家人有三层，牲畜有三种，三类庄稼不出门，擦纳麻斗看庄稼，三层家人不出门。”⑥
贝玛是哈尼族村寨中重要的角色，其职能就是在生命的两极之间游走，充当着人与神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其不仅要口诵咒语、巫词，还要手舞足蹈以感动神灵，营造出沟通人神的气氛。当获得丰收时，人们亦载歌载舞来庆祝。正是在贝玛所主导的祭祀活动中，哈尼人获得了精神世界的释放，哈尼族先民认为贝玛可以沟通鬼神，借来鬼神超自然的力量为人们消灾祛祸，不仅巩固对鬼神的信仰，同时也增强了其生存的信心。
哈尼族古歌的情感意识
爱情是人类社会中联系男女心灵世界的桥梁，也是催化生命延续的关键因素。当我们以情感意识去观照哈尼族古歌中描述的青年男女时，就会发现他们是如此的开放、自由，完全超越了今人的认知。
自由爱情的歌颂。哈尼族情歌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情歌的杰出代表，它是哈尼族传统文化的物化表现形式之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哈尼族等云南少数民族的情歌与现代文化意义层面的情歌有着较大的差距。首先，它诞生于较为久远的历史阶段，是特定地区少数民族婚姻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次，它超越了原始的群婚制度，是哈尼族社会逐步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的真实写照。哈尼族情歌，哈尼语叫“约莫约沙阿茨”，是哈尼族歌谣中数量最多的歌种。在哈尼族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青年男女的自由交往持相对开放的态度。某些地区的哈尼族村寨还会组织一定形式的活动为青年男女认识创造机会，最为常见的方式就是青年男女在活动中互对情歌。以歌定情的方式使得情歌成为哈尼族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最佳手段之一，这种情况在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有过类似的情况，但哈尼族情歌却有所不同。它的突出特征是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并不局限于较为固定时间点。由于哈尼族传统社会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人们的社交活动往往会选择在农闲时段，即农历的十月至次年的三月。
《梯玛·吾处阿茨》就是一首直接歌颂爱情的歌曲，可以直接翻译为“大声唱的栽秧情歌（或山歌）”，促使其诞生的现实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哈尼族形成了以梯田农耕为主的生产模式；其二是是哈尼族传统文化认为在直系长辈在场的情况下不能演唱情歌。因此，男女之间为了相互表达钟情，往往会利用栽秧的间歇以歌唱的形式向心爱的人表达爱慕。作为日常生活禁忌的情歌在这一特殊场合不仅可以被打破，而且被哈尼人的男女老幼视为展现演唱水平的极佳平台。
青年男女之间自由表达爱慕之意是生活的禁忌，但少数民族往往会创造多种机会为青年男女提供传情达意的平台。当哈尼族男青年利用栽秧的机会向爱慕已久的女子倾诉衷肠时，他们的心中竟也产生了幻觉，向往着女孩来到自己的身边，展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和歌颂。
追求自由的抗争。随着汉族文化圈对哈尼族社会的渗透日渐明显，自由恋爱的婚姻观也受到了影响。青年男女之间虽然可以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但他们却无法掌握自己的婚姻，往往是由父母主导的包办婚姻。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之间的矛盾在这时得到了充分展现，当青年男女的反抗没有能够取得积极成果时，婚前的分别就显得格外凄凉。
分别在即，情感表达自由、奔放、炙热，虽然是有情人未能相伴，却留给我们无尽的回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女子在情歌的最后表达了“再会有期”的愿望，她甚至愿意采用“极端”的方式向自己的爱人表达浓情蜜意。从哈尼族古歌所讲述的爱情故事中，后人看到的不仅有哈尼族青年男女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也是他们对自由生命的表达。随着哈尼族社会逐步过渡到农业社会，人们思维中的财产观念日渐强烈，纯洁的爱情开始越来越多受到物质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最终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婚姻选择。
纵观上文论述的哈尼族情歌，传递的信息绝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纯粹的生理诉求，而是更为深远层面的情感表达，寄托了哈尼族先民对生命自由状态的不懈追求，是少数民族对于本民族原始阶段自由婚恋的集体记忆。在原始的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初级阶段，人们的财产观念不强，更多地是从两情相悦的角度考虑婚姻。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私有财产的观念深入人心，希冀通过婚姻方式获得财富、巩固财产逐渐成为很多哈尼族先民在决定子女婚姻的现实选择。但哈尼族青年男女始终是将自由恋爱并结合的婚姻作为自己的目标，情歌中如泣如诉的悲鸣正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哈尼族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红河地区，厚重的大山赋予他们坚韧、果敢的性格，也塑造了朴实无华的审美追求。
哈尼族古歌的生命情怀
无论是生命的诞生、抑或浓情蜜意的爱情都无法规避死亡的降临，但死亡对于哈尼族先民来说，却并非是阴森可怖的。从人类的生命延续和发展来说，死亡是最终的归宿，却不等同于生命意义的消弭；它所否定的是现实生命的消逝，却意味着个体生命回归于民族集体记忆的开始。哈尼族正是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创造了神秘、伟大的彼岸世界“努玛阿美”。
圣地“努玛阿美”的歌颂。“努玛阿美”是哈尼族的圣地，他们是从“努玛阿美”开始了民族大迁徙。在历史发展中，哈尼族始终没有忘却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将其视为心灵的寄托和灵魂的家园。因此，当哈尼族人面临死亡之际，都会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称为“莫搓搓”。这一仪式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死亡之人的灵魂送往遥远圣地，只有到了那里，哈尼人的灵魂才能和自己的祖先融合在一起，哈尼语称为“阿培阿波”。
“莫搓搓”仪式是哈尼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祖先崇拜的历史遗留，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现实生活的自己与遥远的祖先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某种精神层面的慰藉。事实上，很多民族都存在着将逝去的长辈视为祖先的习俗，但哈尼族的“莫搓搓”仪式却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他们不是按照家庭为单位的方式将逝者的灵魂归入到某个祠堂或某个系统中，而是将所有哈尼人视为统一的整体，进而认为所有哈尼人最终的归宿都是圣地“努玛阿美”。因此，他们会在葬礼中演唱“指路经”为逝去的灵魂指引回归的道路。
通过唱诵经文的方式，哈尼族对圣地“努玛阿美”的热爱体现着他们对于彼岸世界的憧憬。这不仅让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使得他们相信自己的长辈回归了祖先，在圣地“努玛阿美”享受着美好的生活；同时，宗教仪式和指路经也安抚了逝者的灵魂，消解了对于死亡的恐惧，从而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哈尼族是将个体生命视为哈尼族社会的有机构成元素，充分展现了哈尼族融个体生命于集体的生命观。其集体主义的价值选择是在漫长的历史迁徙中逐渐形成的，个体生命始终脆弱的，无法对抗严酷的自然环境。
生命的归宿和情感的寄托。在经文的念诵中，哈尼人将长辈灵魂送回到圣地“努玛阿美”，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生命最终以回归集体的方式完成了生命轮回。无论是情歌或丧歌，还是哈尼族史诗中传唱的歌谣都属于以不同形式存在哈尼族古歌系统重要组成元素，其所记载和讲述的是哈尼族社会从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情感经历，但没有在历史的发展和传承中被人们所遗忘的是永恒不变的情感特质。
哈尼族古歌是极为特殊的文学表现形式，它穿越千年的时空呈现在今人面前，成为我们了解哈尼族先民精神世界的最佳途径之一。由于古歌的诞生阶段，哈尼族社会尚处于前文明时代，较少受到汉文化圈和现代文明的影响，更多地呈现出人类的原始思维特征。因此，无论是神奇瑰丽的创世生活、或者是自由奔放的恋爱婚姻，无一例外地呈现着哈尼族对生命的理解。事实上，当人们的生命处于活跃状态时，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是容易被人接受的。因此，我们在欣赏哈尼族古歌的同时，绝不能将其视为传情达意的历史记载，更要通过古歌去探寻哈尼族先民的情感世界，他们意识到个体生命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面前是如此的脆弱，为了生存与繁衍他们以群体生活的方式在自然界中争得一席之地。久而久之，在以劳动为基础上的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集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社会。个体生命需要集体的抚慰，集体也成为个体生命的寄托之所。二者的关系投射到彼岸世界就成为灵魂皈依“努玛阿美”的仪式。当肉体生命归于虚无后，情感世界依旧存在。“努玛阿美”的意义并不是单纯意义的宗教圣地，更是哈尼族人共同的情感寄托。
（作者单位：红河学院；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哈尼族美学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CZX053）
【注释】
①张文勋：《民族审美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②③⑥《斯批黑遮》，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25页，第99页，第9页。
④钱叶春：“哈尼族古歌《求福歌》的文化诗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⑤周国茂：《自然与生命的意义世界—贵州少数民族原始崇拜与民俗》，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⑦杨万智：《祈生与御死—哈尼族原始习俗寻踪》，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3～155页。
责编 /张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