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就指出：“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①如今，30多年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走向信息社会。面对信息网络的发展，几乎没有人、没有国家、没有政党能够摆脱其影响，各国政党都面临着信息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对此，美国前民主党主席认为：“谁能够有效地利用网络，与民众进行沟通，谁将主导未来。”那么，各国政党如何回应信息化挑战，实行党建信息化、改善内部结构、发展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密切联系民众？针对这一政党政治的重大问题，2014年9月23日至9月24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研究”课题组与上海市党建创新研究基地等共同承办的“信息化时代的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德国、英国、荷兰、法国、肯尼亚，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信息化时代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的中外比较与思考进行深入探讨，充分探讨了中外政党回应信息化挑战的思路与对策，深化了对世界政党共性与个性的认识；既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也进一步明确了需深入研究的有关问题。
“信息化发展与政党变革”的四大议题与热点问题
与会学者围绕“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这一主题，围绕“社会变迁、技术创新和政党认同”、“创新政治沟通方式”、“重塑党内结构”、“改造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四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就政党应对信息化发展的一些具体举措，如政党如何扩大党内民主与政治参与、有效吸引民众、强化与民众的沟通乃至网络反腐等，进行了一对一的发言、一对一的点评。
就整体而言，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与西方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政党、影响政治生态、影响政治议程、影响政党认同？这是与会学者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就中国情况而言，信息化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甚至比西方更大、更深刻，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层面、政党活动方式层面，也表现在党建内容、廉洁政治、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等层面；而且，信息化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度的，执政党对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或引导作用。对此，笔者以“信息化发展、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中国大陆情况”为题代表中方首先作主旨演讲。就西方政党而言，随着信息化发展与社会转型发展，西方政党对公民的吸引力开始下降、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度开始降低，如对欧洲和美洲25个国家的抽样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中对政党表示“信心较大”或“信心很大”的人不足20%。②公民对政党信心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选举的波动性不断放大、缺席选举的现象日益严重、党员数量持续减少；政党既面临着内部的参与危机，也面临着外部民众的参与危机。对此，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变革研究所所长雷切尔·吉布森（Rachel Gibson）教授以西方选举为例、以“社会的和技术的趋势及其对西方政党的影响”为题代表外方作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淑真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何明升教授分别对这两个主旨演讲作点评。
信息化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沟通方式方面，信息网络技术的运用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快捷、更方便、更多元。信息化发展对政党影响最直接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政党与民众沟通方式的影响。简单说来，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方式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作为整体的政党与民众的沟通，二是作为个体的政党人士（特别是政党精英）与民众的沟通。那么，信息网络的发展如何改造政党政治沟通方式？这在中西方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在西方，信息网络对政治沟通方式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对政党精英（特别是政党候选人）与民众沟通方式的影响，政治的个人化与媒体化倾向比较明显；在中国，则突出表现为党组织与民众的沟通，整体化与党建信息化倾向比较明显。对于这一议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建华教授以“互联网时代的政党与社会沟通——基于中国情境的现实观察与理论思考”为题、荷兰内梅亨拉德伯德大学传媒系助理教授莫里斯·弗吉尔（Maurice Vergeer）以“新媒体，新的参与式政治？——政治的个人化和媒体化”为题，分别作了演讲。四川大学政治学院黄金辉教授、中国广播网副总裁伍刚博士分别对二位演讲作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