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信息技术发展史，从500年前的德国古登堡印刷革命，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电报技术的运用，再到20世纪初30年代收音机的运用、20世纪60年代电视传媒的运用，再到21世纪互联网的运用，可以说，在每一个时代，新兴信息传播技术都在为领导力的提升带来巨大优势。谁善于应用新技术提升领导力，谁就会赢得新的时代、赢得民众支持。
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具有很大的潜力和优势。信息网络技术在选举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广泛运用，能够增加政治透明度、加强政治沟通、提高政党对外开放度，甚至能够拉开政党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充分展示竞选者与政治领袖的更多个性。在不同竞选活动或政治活动中，恰当运用信息网络化技术能够使资源强大的政党获得更大优势；相反，糟糕的运用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在信息网络条件下，个性丰满多彩的政治领导人更容易赢得选民（民众）的好感和追捧。同时，一些研究也表明，在信息化时代，西方政党具有下放权力、给候选人更多自由展示空间的趋势。
信息技术发展为改进政治沟通带来了无限可能，也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政治，为政党未来带来了无限生机。但政治沟通的前提是政治信任，只有在政治信任基础上进行政治沟通，政党才能赢得群众认同。随着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随着社会发展与民众变化，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沟通机制与沟通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地发展。
当代西方政党逐渐衰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具体表现为党员数量减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降低、党员老龄化现象加剧。对于西方政党衰退的原因，与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一是政党以前扮演的“国家和公众之间”中介角色在当今欧洲大陆逐渐消失，公民和政党关系逐渐弱化；二是人们对政治（包括政党）的信任越来越低，以至于产生了“反政党式”政治；三是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如社会运动）与组织形式等使人们有更多途径参与政治，以致于现在公民更多采取非传统渠道来参与政治、而非通过政党渠道。
在当代西方，政党有弱化倾向，但在中国，政党影响力无处不在，中外政党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使欧洲各国的政党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在一些欧洲国家，人民需要更强大的政党、更好的问责制。在东欧一些国家，因为政党比较缺失、比较弱化，反而导致了政治领导人或者政治候选者个人化的上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更依赖，而非其背后的政党；但政治个人化对政党政治合法性有一定威胁，甚至会伤害政党政治的合法性。
对于党内民主与党员发展问题，不同国家的政党有大有小，大党与小党在党内民主模式与运行机制方面应该存在一定差异。当前，西方面临政党衰退、党员人数下降、政党吸纳力降低等问题，而已经拥有86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则是合理控制党员规模、强化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等问题。
各国政治传统、政治制度不同，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不同，政党地位与作用不同。同“三权分立”的美国相比，欧洲政党在政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功能很明显；同时，在欧洲权力的委托和授权过程中，“纽带”与“问责”非常重要，执政者和被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纽带模式”来分析。从政党制度角度而言，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异，就是“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之间的差异。从政党作用看，中西不可同日而言，西方政党势衰、作用有限，而中国政党作用非常强大。从政党领导方式看，中西政党的领导方式既可以是直截了当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政党政府来推动的，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英特网、社会组织等）来推动，等等。尽管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有很大不同、甚至在许多方面差异显著，但政党的有效领导都依赖于其政治理念与能力专长，在这一点上世界政党完全一样。
对于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除讲制度层面以外，也需要注意政治理念、价值与文化层面的内容，因为政党、国家、社会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制度设计与制度运作）一定与文化传统相关。我们不一定非要说“公民社会”，但我们同样要尊重与保障人权，尊重每一个人民的参与权与监督权。没有政治理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就不会有政治机制的转变；即使有了新的机制，但政治观念未改，新的制度与机制也难以有效运作。这是研究政党—国家—社会关系需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研究政党乃至其他问题时，当把域外经验拿来、试图为解决国内问题寻求借鉴时，有的人常常缺乏“时空交叉和叠加”观念，经常会犯“简单比较”错误。比如当代欧洲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面临的问题，与中国所说的是否匹配？如果研究的问题“时空”不匹配，就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与“焦虑”。这在比较研究中需要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