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发展不但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政党的生存环境、执政环境与执政基础，甚至也改变着党的建设模式、方式与方法，改变着党的领导理念、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在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的同时，无疑也面临着信息化发展的影响与考验。这种影响与考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电子党务层面的，还涉及到党的建设的理念、内容、方式与方法；不仅影响到党的自身建设，还影响到党的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大业。
相关理论分歧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通过专题发言、提问与论辩，中外学者就信息化发展与政党变革达成若干理论共识的同时，也明显存在争议与认识分歧，明确指出了政党政治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相关问题。概括说来，相关理论分歧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下：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信息技术怎样改变了党，是否改变了政党政治秩序、改变了政党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发展与政党“从阶级党向全民党转变”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这有待于深入研究与论证。
对于信息化发展对政党的影响，能不能确定一些具体指标进行大数据分析与量化研究，以进一步确定信息技术变革、社会变革、政党变革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弄清政党政治哪些变化是由信息技术发展直接引起的，哪些变化仅仅是社会转型的连带效应？
WEB1.0和WEB2.0作为互联网的两个时代，在技术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具有不同的网络化逻辑。这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应该有所不同，执政党的回应策略也应该有一定的时代差异。政党不宜用回应WEB1.0时代的思维与策略，来回应WEB2.0时代，否则，就会因思维惯性而僵化、保守乃至落伍。
中国共产党在适应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运用新技术方面，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旧的框框，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整合执政资源，有效提高执政能力。
中国党政关系、党委书记与行政首长关系具有特殊性，二者关系类似于非对称性的商务寡头模型，党政权力非均衡、书记和市长不对称，书记权力比较大、市长权力相对较弱；虽然党政形式上是分开的，但我国党政高度同质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如何超脱、如何重构党政关系以强化与社会的沟通，值得深入思考。
在当今时代，政党回应技术发展、运用新技术新方式与民众沟通很有必要，但信息技术（或者说沟通渠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沟通内容？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新技术也许对沟通内容没有多大影响，新技术未必能引起政党自身变革，政党未必要被新技术牵着鼻子走。有的西方学者则强调：千万不要把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混为一谈，传统平面媒体更多强调的是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深入分析，但在社交媒体上这些内容并不太合适。在社交媒体上的主要是年轻人，若想吸引他们，就要使用他们的语言、针对他们的兴趣与话题。在这一方面，渠道会改变、影响内容。
在信息化条件下，能不能重新建立政治信任、怎样建构政治信任创建更加美好的明天？政治信任问题有没有文化因素、不同文化因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建构政党政治信任是否需要考虑个人因素、政治因素？各国政党是否有建立政治信任的通用方式，还是因人而异、因党而异、因地制宜？政党如何考虑各方面因素来建立社会信任？这些问题都非常有意思，也都需要深入研究。
当代西方政党在强化“党员”声音、增强党员代表力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思考“增强党员的代表力”有没有张力、有没有边界、是否会影响党组织统一？如何处理好党员代表力和党组织的关系？
西方“开放式初选”对政党究竟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对欧美政党是否有所不同？欧洲政党向非党员开放，是否会导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矛盾？有的学者认为，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开放式初选”强化了政治家的个人中心作用，弱化了政党的组织功能；但在欧洲，组织功能恰恰是欧洲政党的强项，“开放式初选”强化了党的选举功能，却弱化了政党传统的组织功能与代表功能。这对欧洲政党而言，究竟是强化了党，还是弱化了党？政党基础究竟是立足于正式而稳定的党员，还是面向选举中支持你的非党员？如何避免当前赢得了选举却导致传统党员与支持力量的流失？如何权衡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眼前选举得失与政党长远发展之关系？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与思考。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尖锐挑战：一是在社会政策上，怎样处理效率和公平、自由和正义的关系？中国改革怎样摆脱利益集团的束缚？二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怎么防止生命力衰退、建立科学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自我进化，一方面强调加强党的监督，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做到？
对党员规模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应控制在多大规模？党员和民众之比应该控制在20：1，30：1，50：1，还是80：1？多大的党员规模更有利于发挥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现在我们控制党员规模，是否会导致今后党员年龄结构失调，这些都有待于深入观察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