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其特点包括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从世界经济史上看，日、韩、美、德等国家也经历过由长期高速增长向其他增长阶段转变的情况，这些国家在转变过程中均采取了对内调整发展战略、对外调整经济关系等应对措施。结合历史经验教训及我国当前经济现状，我国应注重进入经济新常态后的宏微观政策选择，制定适应长远发展的人口和产业战略，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关键词】新常态 结构调整 国际话语权 创新驱动 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①这一论述表明，中央作出明确判断：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而新常态又集中体现为增长速度放缓、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转型等三大特点。那么，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已经经历过类似阶段的国家有否可供借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我们可以怎样借鉴他国经验？
部分国家从高速增长阶段向其他阶段的转变
纵观世界经济史，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维持高速增长，东亚的增长明星是这样，欧洲的增长明星也是这样。1950～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2012年期间仅为4.07%。联邦德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增速达到了8.2%，其中1955年的增速高达12.1%。但到了1973年结束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增长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每年4.4%降至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2.9%。即使远溯更长的历史，最著名的增长明星美国也没能逃过这一规律。1860～1900年间，美国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增长了7倍。1860年，美国工业产值还只占世界第4位，1894年已跃居世界第一位。1913年，其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品的三分之一，比英、法、德、日四国的工业产品总量还多；铁路线长度猛增到37.9万英里，占全世界铁路线总长度的一半。②但是，美国也未能避免增速的下跌，甚至还出现了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大危机。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一定时期内，假如依据一定的制度安排能够使生产要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生产力就能得到较快发展。而如果任何一个方面，无论是人的因素（指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还是物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抑或是制度安排，不能基本匹配，则必然出现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甚至，“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③但是，且不说要素的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人们很难预先做出合理的调整；即使能够预先做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亦非不经过斗争就能调整的。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减速是必然的。新的高速发展只有在生产要素的内容实现了全新的发展时（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条件下）才能重新发生。
那么，在生产要素的内容实现全新的发展之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缓经济体本身的减速趋势呢？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前述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个是向内寻求解决方案，另一个是向外寻找出路。
各国应对转变之国内政策措施
就国内政策调整而言，在经济增速调整阶段，大多数国家结合自身情况特点，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规划和配套的发展战略，在落实上则采取政府宏观调节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路，凭借财政、货币措施和产业、人口政策等手段，培育并释放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要素，引导经济走向转型升级之路。
发展战略方面。第一，产业发展战略。当上述国家发现自己之前的发展路径已经面临瓶颈之时，产业结构升级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产业结构的转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离不开经济资源的合理匹配以及自主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因此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科教投资战略。
日本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织迸发，经济进入低速发展时期，日本开始适当调整发展战略。日本在80年代以后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即用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取代传统的重、化工业。同时，日本还不断加大科研投资力度，积极培育新能源技术、工业机器人、生物工程、航空等工业部门，努力向“自立自主技术时代”迈进，使得生产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柱。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了韩国的经济，韩国不得不对国内产业进行改革。自1998年起，韩国开始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精细化工、生物技术、新材料等28个产业及服务业，同时在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诸多优惠，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开发。如今，汽车、电子、精密机械等产业已经成为韩国的主导产业。
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之时，德国政府也提出了新的产业发展战略。德国在1973～1984年期间对传统工业先后进行了高新技术改造，并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业，向现代化新型工业过渡。经过十多年的产业转型，1984年德国的工业增长得到恢复，机械、化工、电气、汽车制造业成为工业的支柱。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发生了转变。1933年，美国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在农业上对降低产出的农民提供补助，同时对闲置耕地进行补贴，期望调整农业供需，在工业上控制和调节工业生产，推行“以工代赈”，兴办公共工程，鼓励全国产业复兴。这些措施旨在实现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振兴美国经济。
第二，人口战略。人口因素会影响到一国的劳动力供给、市场需求结构等，进而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因此人口政策也是经济增速调整时期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日本和韩国是实施人口战略的典型国家。
日本在转型前后都面临着年轻人减少和老年人持续增加的问题，只是日本政府直到1990年才开始重视生育水平问题，在这之后日本制定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日本政府于1994年开始实施“天使计划”，1995年完善了育儿休业制度，2003年又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目的在于为生育孩子创造安定便利的环境。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了专门机构以提高出生率，同时采取补发津贴、增设幼儿园、保护儿童权益等措施，提倡家家户户多生孩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并未足以有效改善日本人口下降的趋势，日本社会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
20世纪90年代之后，韩国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速和生育率双重下降的困境。根据调整人口政策支持者的观点，假如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将不利于韩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韩国政府在1995年成立了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研究人口政策的调整方案，并于1996年取消了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实行“新人口政策”，并采取标语等宣传措施鼓励生育。但是由于韩国并没有及时抓住变革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1983年，韩国的生育率就已经降至2.06，低于世代更替水平）④，如今也已经陷入了“低生育陷阱”。
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在面临经济状态调整的时候，未能很好地预判人口变化趋势，提前制定并及时实施预防人口老龄化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中国应该吸取教训，避免人口战略的失当。
宏观调节方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产出，因而在经济增速换挡时期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日本、韩国和美国在转型期间都十分重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为刺激经济恢复景气，日本政府从扩大财政预算规模入手，扩大国债发行额度，同时增加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投资的财政支出。依靠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日本促进了有效需求的释放，实现了1976～1979年间平均5%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发达国家。但是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政府的宏观调节政策出现了失误。当时日本为了补贴因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实行金融缓和政策，于是产生了过剩的流通资金。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继续增加财政预算，扩大内需。不合时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得日本经济泡沫逐渐形成。
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韩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内需逐渐成为驱动韩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力量。为了刺激消费、增强内需，2001年韩国政府提出了“健全的消费是经济复苏之路”的口号，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与此同时，韩国银行也多次调低商业银行隔夜拆借利率和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调节贷款利率，提高大企业贷款上限，刺激企业投资。除此之外，韩国政府也两次追加财政预算，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农村水利设施的改造等。经过政府的种种努力，韩国逐渐形成出口和内需联合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在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采取了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节政策。在财政政策上，美国一度增加公共建设投资，同时实施大规模减税。1933年，罗斯福政府设立公共工程局，拨款33亿美元用于公用事业建设和公共设施完善。同年设立的临时机构民用工程署使四百多万人在各式各样的工程中获得了工作。1935年，美国又成立了工程振兴局及其联合机构，对失业的人展开救济及提供工作。自1933年起，美国政府多次调整税收政策改善收入分配，大规模减少普通民众的赋税，同时适当增加对高收入者的征税，目的在于缓解社会矛盾，提振国内需求。在货币政策上，美国在此阶段采取了连续降息的货币政策，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实体经济逐渐得到复苏。
市场经济方面。良好有序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能动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处于转型期间的国家大都通过财政支持、法律保障、信息交流等多种渠道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转型国家在改善市场环境的政策措施中，尤其以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最为典型。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管理方式的改善，提高中小企业生产效率，日本建立了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制定了专门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同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在投资、创新和盈利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大大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为了克服20世纪90年代韩国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两极分化、经济权力滥用等一系列弊端，朴槿惠上台后提出了经济民主化概念，倡导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为此，韩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了70个支援中心，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资金支持，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得到改善。
为了提供公平的经济条件，德国制订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同时通过政府担保和银行贷款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除此之外，德国还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例如组织企业协作、加强技术培训、提供咨询服务、促进信息交流等。
美国拥有完善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和法律监督制度，对中小企业在市场准入、创业指导，金融财税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支持力度。例如，美国成熟的专利制度强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创新，而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便利和税收优惠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另外，金融咨询、政府商务合同的监督及管理人员培训等措施也有利于企业的快速成长。
各国应对转变之对外政策措施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处于经济增速调整阶段的各国同样也会向外寻求突破口，主要体现在对外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话语权的利用方面。
对外经济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当国内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时，不论是国外的资源要进来，还是国内的资源要出去，都需要跨越国界的门槛。因此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会根据国内外形势调整对外经济关系，在吸纳有利因素的同时，消除不利因素。美国、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的实践较为典型。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但是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并未给当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复苏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加剧了当时世界经济的萧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排除关税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美国的经济才能从中获利。因此，自1933年起，美国逐步扩大免税品的范围，应税品在进口贸易中的比重于1936年降至大萧条前的水平。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改变了此前不断强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美国的对外贸易逐步向自由化趋近。互惠贸易协定推动了美国出口贸易大幅增长。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日本陷入了对外贸易摩擦频发的困境。为此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在进口方面，日本进一步降低关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关税负担率已经降至2.5%～2.6%，在当时的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⑤除此之外，日本还以改善有关标准和认证制度的形式消除非关税壁垒，表彰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进口。在出口方面，日本实行资源出口限制政策，缓和贸易摩擦。在贸易对象多元化方面，日本积极向东亚国家和地区开放国内市场，同时扩大了从东盟地区的进口，目的在于利用亚太地区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和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
进入新世纪后，韩国在投资自由化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对外商的招商引资政策向高质量转变，在确定的领域给予外商多方面的优待和优惠。2001年韩国在20个知识基础服务业种上降低了外资进入的门槛。这使得韩国可以更好地利用外国资本，不断推进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
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利用。在遭遇经济增长困境时，具有较高地位和话语权的国家可以利用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推动国际规则的演变，在转型升级上占得先机，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空间。
美国是利用国际地位及话语权的积极实践者。在大萧条前后的国际贸易政策转变中，美国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美国为了自己扩大出口贸易而选择主动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才推动了国际贸易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究其根本，美国是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利用自己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左右国际决策的。
实际上，日本和韩国等都在转型前后积极利用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便运用国际环境更好地为自身的转型升级服务。由于国内资源的贫乏和产业升级的需要，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的设想，核心内容是在自身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积极推动以日本的高新技术为领头，亚洲“四小龙”的中间技术和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居两翼的“雁形阵列”，最终目的是保证自身的稳定增长，使自己成为东亚经济的唯一领导者。面临韩国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卢武铉政府则于2003年提出了“东北亚时代”的构想，即试图通过促进东北亚物流中心地的建设和东北亚商业据点化，使韩国成为东北亚商业中心，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建立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东北亚经济秩序。
政策建议之国内政策调整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当然和前述各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一些政策措施，尤其是一些基于经济增长换挡期所产生的经验教训是可以借鉴的。从内部政策调整和对外关系调整两个方面看，我们认为，无论是宏微观经济政策，还是部分国家战略，都有调整的余地。
在对内政策上，可以从侧重于考虑当前和侧重于考虑长远两个方面来看。就当前的政策选择来说，经济宏微观政策可能更直接一些；就考虑时期更长的战略选择来说，影响生产要素及其配置的人口、产业政策可能更重要一些。
宏微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第一，宏观上要稳。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尽量减少转型时期的波动及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当判定深层的要素及体制匹配已经不再支持高速增长时，必须选用合理的宏观工具和政策方向来减轻转型的阵痛，并为经济适应下一个阶段新的发展速度做好铺垫。首先，必须保证适当的货币供应增速以防止经济泡沫的突然爆破。当经济开始减速时，一些行业会出现失速，一些产品的需求减少量会迅速放大。如果这种失速和放大迅速蔓延，形成链式反应，对经济的打击便会在短期内放大，形成危机。因此，在转型期维持适当货币供应增速，防止钱荒出现非常重要。对于我国来说，建议在转型比较急剧的时候，通过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赋予经济体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在转型比较平稳的时候，再相对收紧。其次，要维持社会一定的消费能力和适当扩大国家投资规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往往伴随着消费不振和投资规模增速放缓。一方面，我们要对这种放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忍耐力。但另一方面，负增长或放缓的坡度太大是不合适的。一则同样可能会带来经济收缩的链式效应，二则会造成社会财富较大的浪费。因此，有必要通过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国家负债（虽然对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要非常注意控制）来保证经济一定程度的活跃性；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考虑由国家在商品（尤其是原材料）变得空前便宜的情况下出面加以利用；可以采取国家对大宗商品实施较大规模收储，适度增加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扩大科研、教育、基础设施投入等措施。
第二，微观上要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因此重点在于产品能够生产出来，至于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是次要的事情。但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效率、市场效率、产品质量等都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精细化管理成为新常态下的重要工作。首先是做好企业兼并重组。当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出现大量亏损而又为了保证一定的就业却无法让这些亏损企业退出市场时，兼并重组便成为必然。一定程度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防范垄断形成也是值得注意的。其次是鼓励创业。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条件下，小微企业在稳定经济、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如何为这些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再次是提高政府效率和管理能力。虽然企业是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主体，但是从整个社会生产来看，政府效率也是生产效率的一部分。政府作为企业的外部监管力量，对提高产品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产业发展方向的主要倡导者，政府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起重要的导向作用。第四是要努力降低流通成本，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考虑长远发展的战略调整。第一，人口政策的调整。从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来看，最重要的当然是配置好生产要素中第一位的劳动力要素。可以预期的是，按照现有的人口政策，在202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绝对数量，劳动力在人口中的比重和绝对数量都将出现较快的萎缩。这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比较大的拖累，因为无论从需求还是供给方面看，稳定或增长的人口和劳动力都是经济发展的必须要件。虽然，中国本届政府已经推出了“单独二孩”的政策改进，但从执行结果看，与预期相差非常远。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全面放开二胎，如果全面放开二胎后五年仍然不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生育率，则应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而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五年后，生育率还是达不到更替生育率，则应转向鼓励生育。如果不能够尽快在这上面做大的调整，再过三十年，当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现在延长十岁左右，总人口比现在少了几个亿的时候，人口及其结构将成为所有要素中的绝对短板。
第二，创新政策的调整。过去几十年中，依靠开放，无论是因为购买，还是技术的自然扩散，中国经济都从外部获得了大量的技术。这些技术及其附加的改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技术层次的提升，中国以低成本从国外获得高回报的技术已经越来越难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自己有竞争力的领先技术出让给别人。即使因为规模经济的原因，在中国实现技术的应用仍比许多原创国家有更大的优势。因此，自主创新将成为未来中国获得新技术的越来越重要的途径。而自主创新的成本一般会比通过学习购买推出新产品的成本来得高。因此，如何激励自己的人民把更多的资源推向技术创新将成为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国家投入方面迈出了政策调整的步伐。我们认为，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尽快更好地落地，并建立完整的执行体系；国家投入也可以通过一个以经济增长作为基本参数的公式来规定，还应该在舆论宣传上秉持向技术创新倾斜的鼓励政策。
第三，建立新常态下的主流话语权体系。如同前面建议在舆论上鼓励技术创新一样，我们认为建设积极向上的主流话语体系是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当前，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经济收入分化，不可避免地会促进不同收入阶层的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意识形态需求；而互联网的发展又给了他们充分表达的机会。这样，诸如宣扬懒散和不劳而获，甚至极端思想和为了好玩而造谣等负能量也都有了扩散的机会和途径。这就需要政府更好地引导舆论，弘扬向上的价值观，推崇有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价值取向，凝聚共识，实现发展；建立对国内外技术和产品合理的社会舆论评价体系。当然，在建立主流话语体系的时候，保留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也是必要的。
政策建议之提升国际话语权
这里要讨论的话语权主要还是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话语权，即我国对国际分工、国际金融、国际交换的影响力（包括份额的拥有，标准、规则的确立和修改的权利等）。其次是政治、文化和军事等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对我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话语权的提升具有很大作用。
提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话语权。加强在世界经济关系中的话语权建设关系到我国能否在新的阶段保持自身应有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过去，在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相对较小，生产力落后发达国家较多等因素的作用下，我们没有能力也缺乏意愿在世界经济关系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话语权缺失所带来的附加成本也不是很明显。但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因为话语权缺失而带来的经济成本也就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具备了在世界经济关系中争取话语权的能力。因此我们有必要为降低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成本而努力。首先，在继续做大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同时，从所有与我国相关的经济组织中争取与我国经济总量和地位相称的决定权。其次，不仅积极参与各行业、重要产品的定价格、定标准，而且根据我们在其中的利益和份额争取有利于我们的定价方式和定标准方式。第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确实体现我国的经济实力、地位和发展前景，切实减少和消除当前和过去因为不得已的“货币依附”⑥而增加的发展成本。在尽可能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争取应得的“铸币税”。随着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降低的这些经济成本和获得的相关收益转化为经济发展速度可能意味着究竟是高1～2个百分点还是低1～2个百分点，直接决定着2020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中高速还是中低速。
提升在其他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除了应该努力提升经济关系范畴的话语权，非经济关系范畴的话语权的提升对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也很重要。首先，文化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对所有的资产估值都是有巨大正面效应的，因此寻求文化影响力的提高，寻求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话语权的增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其次，包括军事投放能力在内的政治影响力的提高则不仅会影响资产估值，还会为资产安全提供最后的保障。因此，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加强非经济硬实力建设也很重要。另外，思想影响、舆论影响等都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必要寻求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话语权。
注释
①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②李英东、俞炜华：《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形势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8年第3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④翟永兴：《韩国低生育水平的原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5月。
⑤王莉珍：《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5年4月。
⑥我们认为，所有非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国都存在着货币依附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货币依附有利于发展环境的稳定，但不可避免地会根据依附程度深浅和国际经济活动量的大小，按比例向本位货币发行国缴纳了“铸币税”。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Policy Choices under the New Normal
—Several Thought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Chen Jiangsheng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has dropped to the middle to high speed, economic structure is being constantly optimized and upgraded, and the economy becomes more and more innovation-driven, rather than driven by factors of production or investment like before. Looking at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Japan, Sou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lso experienced similar change that their economy which had grown fast for long slowed down and transitioned into another development stage. During the transition, all of these countries had taken measures to adjust their domest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mprove their exter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s well as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aking both macro and micro policy choices as the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formulate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strategies suited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work hard to increase its voi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Keywords: new norm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voi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novation-driven, aging population
【作者简介】
陈江生，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审计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著作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出路和世界主要货币的地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研究》、《国际金融危机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