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乃至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由于政府主导经济，部门和官员有很大的审批权（截至今年年初，国务院有关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3以上，但仍有近1000项行政审批），除了责任心和政绩考核的压力之外，拿钱办事的寻租设租贪腐行为在客观上作为一种“润滑剂”也曾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作用。当然这种公权力不受限制所导致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各方面的危害性极其大，需要在制度建设和政府的定位上加以扭转和根治。在当前对政府官员“乱作为”治理已经收到明显成效的同时，接下来重点要治理不作为，“为官不为”也是腐败。
这样，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在政府官员中形成新的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勇于改革创新的激励，实现标本兼治。后文将会论述到的如何正确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无论是治理还是发展，其关键是政府职能必须定位恰当，其核心指标是建成一个公共服务和维护型的有限政府而不是发展型全能政府治理结构。两手都要抓，在求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治理，在抓治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发展，否认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应多维度考核发展成果
过去30多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治理没有相应跟上，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如经济粗放发展、贪腐猖獗、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正义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不少人认为这些都是经济增速过高造成，将发展和治理两者简单对立起来，认为改革深化、治理优化就必须要以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为代价，现在各级政府不愿作为、不敢作为现象比较普遍。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就是对发展与治理两大逻辑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没有做到两手抓。
其实，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改革的大方向错误造成的，更多是方式方法不当导致——如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经济单一改革，没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综合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偏颇等。许多现有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必须综合治理，同时兼顾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过去的GDP中心主义（当然还加上维稳）的政绩考核方式，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但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说现在就可以完全不要GDP增长目标了，在这方面不要作为了，当前更需要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目标。没有有质量的量化指标，就没了努力方向，也就无法对官员加以问责，从而官员也就没有责任和动力关注经济发展，不再勇于创新。
无论怎样，“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等战略方针仍不能丢，发展和治理两手都要硬，处于发展阶段中的中国经济还不能承受增长率过大、过快的下滑，否则会对经济、社会和深化改革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最近，上海在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取消了GDP年度增长目标。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如果将上海作为一个单独经济体来看，其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即便如此，取消经济增速目标的做法也还需要慎重对待。有上海市的代表就指出，GDP增速作为衡量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和指标，仍不可或缺。
中国正处于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间窗口，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仍需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当前我国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2014年是1322万），而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150万左右就业岗位，这也需要维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因而，在新时期，我们应该着力研究探讨的是如何将过去政绩体系中被忽视的教育、环保、卫生等民生性公共服务指标纳入进来，与GDP指标一道形成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新的促进科学发展的多维度的全面考核体系，而不是完全放弃对GDP经济增长的承诺。
作为一个参照，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曾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对政府绩效的考核制度，地方政府需按照联邦政府的统一要求建立绩效报告制度。由此，很多地方政府均成立了与政府绩效评估相关的委员会，如“俄勒冈州进步委员会”（Oregon Progress Board）就对州政府设立了达150多项的具体、明确、量化、可检测的政府绩效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就业平等、财政收支、社会和谐、教育、卫生、居住、环保、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公民参与等重大公共事务。②政绩考核体系的转变，对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牵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