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在今后5～8年内仍可达7%以上
由于要素收益递减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经下移，或者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滑。笔者不像一些人那么乐观，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能实现8%的经济增长（当然，靠一味消耗资源和危及生态环境的粗放式发展也许可达到，但代价巨大）。但是，这个下滑是否又像另一些人所说的，来得那么快、那么大？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红利不论，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真的会大幅下滑吗？
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参与率下滑，传统的人口红利面临衰退，从而对经济增长会有一定拖累，但这种拖累是有限的，即使未来5～8年间就业人口以每年0.6%的幅度递减，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也只降0.7%左右。然而，近些年政府教育投资增加，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有望部分弥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如再能像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尽快将免费国民义务教育从9年增加到12年，③则完全可抵消20年间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同时，以解决户籍和土地制度问题为关键（至今基本没做）的城市化，辅以大规模开展民工技能培训，其所带来的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也将是一种劳动力结构的优化调整。如处理得当，劳动力方面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在10年内至少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乃至正面因素有望超过负面因素，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驱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在资本方面，中国近几年资本回报的下降有边际收益递减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源于投资结构方面由制造业向基础设施的转移。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就是回收期长，但是其正外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以“高铁”为例，其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非常明显。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路网基础设施依然短缺，同时环保和节能降耗的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一路一带”战略带来的新增需求对现有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输出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它体现为一种将资本和劳动有机组合使用资源的能力，有赖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企业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量，更要注重质。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还不到美国的1/5，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增长空间。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结构性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最有效的手段。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90年底中后期所推行的结构性市场化改革，以及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政府上任以来，对于转型驱动的结构性改革也有所筹划，形成了改革的势能，当然在行动上还远未落实，仍处在说得多、动得少的阶段。
当然，谈论中国经济增长也不能忽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这是外部约束条件。根据OECD组织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未来两年OECD国家的产出缺口虽然依然为负，但将由2014年的-2.3%，缩减至2015年的-1.9%和2016年的-1.4%。与此同时，报告预测，除了日本以外，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在未来两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将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尤其是美国，2015年开年以来的经济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势头，个人消费和就业水平稳步增长。所以，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持续向好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
这样，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应进一步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这一让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国策。不过，最近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担心，使正常的对外学术交流和研究资料的获取受到很大影响。此外，大学不仅没有去行政化，而是不断恶化，将大学视为政府部门来进行管理，比如，简单套用“国八条”来对待国际、国内学术活动。这些收紧措施已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议论和担心，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对外学术交流和形象，对科技发展和学术水平提高的负面作用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长久下去，怎么能建设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培养转型发展所需要的大批创新型人才呢？
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如借助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以及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中国经济则有较大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新一轮的全球创新潮流里走到前列，而互联网金融就是技术与经济结合带来创新变革的一大枢纽，与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驱动转型目标方向是相一致的。互联网是目前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发展最快的一种信息交流和处理方式，它使得互联网金融机构比传统金融机构搜集信息和进行匹配的成本要低，使得市场交易信息沟通更加充分、交易更加公开透明，从而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额外成本，这样，融资的风险及交易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当然，也存在着包括欺诈在内的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基于以上分析判断，结合学术界一些量化实证研究，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5～8年的实际增长率依然可维持在7%以上。此外，政府应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大民众共识，避免遇事上纲上线到敌对势力或阶级斗争层面上来，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理清和界定好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这样的改革和长期治理所带来的红利将是巨大的。
当然，由于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时间地保持高速发展，但通过此前的高速发展，能为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治理赢得时间和创造条件。
对未来3～5年经济增长应实行区间管理、中线把握
前面讨论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借重GDP增速目标的牵引和参照作用。然而，目标应该是设定在一个合理区间，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数字上，应秉持“区间管理，中线把握”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