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间管理的要旨是避免政府为了熨平一时的经济波动，而采取强刺激或强紧缩的政策，这样反而会强化经济的波动。这也是2008年前后宏观政策之问题所在，至今后遗症仍未消除。而中线把握的意义则在于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个短期的战略锚点，是实现规划阶段最终目标的一个中位线。政府可以围绕这个区间内的中位线进行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特别是预调，如调整存准和发行国债，现在经济体量大了，惯性也比以前大，必须预先动作），把自己摆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上下均留有一些可回旋的余地，同时也给市场主体比较明确的预期。
按照“区间管理，中线把握”原则以及前面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分析，建议将未来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区间定在7.2%～7.5%，围绕中线进行预调、微调，止住过去这两年的经济增长跌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就像一个长身体的年轻人，不要人为压制他的成长，应该树立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和对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坚定承诺。同时，如前所述，为了纠正GDP中心主义的弊端，应该在政绩考核体系中同时纳入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如教育、社保、生态环保等公共服务指标。
其实，“区间与中线”思维在美联储的有关经济数据预测中也有所体现。美联储每年3月、6月、9月和12月召开4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每次会后，根据与会相关政策制定者的预测数据发布有关实际GDP、失业率和通胀率的预测，包括对当年、未来两三年以及长期经济发展的预测。在美联储公布的表格中，就有区间范围（Range）和中间趋势（Central tendency）的说法。市场各方主体会依据美联储定期做出的预测，来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为。这也是值得中国吸取和借鉴的经验。
深化改革需要兼顾发展和治理两大逻辑
前面谈到的基本上都是短期对策的问题。着眼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其所对应的改革措施、政策方针及制度安排有可能大不一样，所导致的结果更会大相径庭。中国更需要长期治理的制度建设。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建立丰功伟业，更需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只着眼几年，乃至30年、50年都远远不够。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强大过200年（无论亡、弱，或西东汉、北南宋式的断裂）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所在，因而起码需要着眼于200年，甚至更长。我们知道，朝代的更迭对中华民族而言，无论是在财产还是在人口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中国需要的是政体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长治久安。由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过程中，需同时解决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也就是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又好又快的发展。不难发现，发展与治理是其中的两大关键词。这就是，必须同时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需要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二者，偏颇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和危机。
从治理的逻辑来说，治理有好的治理和坏的治理之分，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统制、管制或管理，将发展和治理简单地对立起来，就会顾此失彼。由于在过去30多年主要注重经济发展的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治理的逻辑，使得中国出现在改革成就巨大的同时问题也十分严峻的“两头冒尖”状况，改革大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治理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往往决定了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市场有效和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这样，政府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其最根本的定位就是维护和服务。在当前半市场、半统制的双重体制下，政府拥有过多不该有的权力，而本应肩负起的维护和服务的职责又做得很不够，角色过位、缺位和错位情况大量存在，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导致“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这样，在治理方面的改革就是要解决当前政府的大量过位、缺位和错位共存的现象和问题，实现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造就有限政府、有效市场、法治社会。哪些是过渡性制度安排，哪些是终极性制度安排，要区分清楚，不能将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化。当然，要政府自我革命、自我改革尤其困难，这是改革的艰巨性所在，这与经济活动正好相反，需要发挥中央权威主导作用。
从发展的逻辑方面来说，当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转型的双重难题，社会各界普遍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和危机的存在。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和环境正在逐渐衰弱，过往的发展速度难以持久维系，许多人仍然沉浸在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果中而沾沾自喜。要真正破解发展难题、挑战和危机，不能完全靠过去的老经验、老办法，特别是粗放式发展模式的那些做法（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松绑放权改革方式不能丢）。中国还处于一个增长主要依靠要素驱动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驱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垄断过多、干预过多、竞争不足，再加之教育体系缺乏对人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性思维的构筑，也使创新驱动的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为此，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发展的逻辑，理解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从而以创新的精神通过改革、发展来加以解决，进行全方位的深刻转型，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换，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路径需要实现从经济自由化向市场化、民营化的跃迁。
因而，下一步发展改革的要义是强化竞争和明晰产权。竞争才是生产率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它会迫使企业不断改进和创新，并且这个竞争和创新也会通过知识的扩散传播而使得全社会都受益，因而应放开行业准入，减少垄断，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