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上国内外几千年的强国实践，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得知，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在于：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这里的私权包括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和财产权。其中，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秦商鞅就曾以野兔被捕前后的区别为例阐述产权明晰可以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产权是否明晰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当前贪腐猖獗的原因，除了那些干部本身的素质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越位，贪腐者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这种通过公权力的腐败对政体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及其后果尤其严重，从而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根绝。要尽快让大量依靠行政垄断而存在的无效率国企退出市场，这首先有利于从根源上斩断腐败的利益输送链条，“反腐”运动中被捕的老虎、苍蝇背后往往有国有企业的利益输送；其次有利于释放出优质的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使生产资源流入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再次有利于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创新驱动必须依赖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挥主要作用。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和制度上，要大量转化为行动和结果，其背后则是民营经济和现代公司的高度发展，以及现代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崛起。由于逐利的内在驱动，民营经济是最有效率、最富创新能力的主体，是发展的主驱动。
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发生滞胀危机后，它们应对危机的手段就是用市场化、社会化的方法来分担政府压力，对内放松管制，允许市场中的众多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创造一种良性竞争环境，迫使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自身效益。同时，用全球化、一体化来共同应对挑战，对外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推动形成新的全球贸易体系、投资体系和金融体系，以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国家会因为民营化本身而危害国家的安全，民营化恰恰是现今那些发达国家在当时条件下进一步强大的动力所在。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过位问题，使政府不再深度地嵌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而是在维护和服务方面进行补位，更加专注于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福利的提升，专注于市场的秩序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当然，在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从来就是一把手工程，因而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面对改革阻力巨大的情况，为了改革，短期内有必要将集权作为手段，以此来打破旧的均衡，但这只是作为改革的手段，而不能当作长久的制度安排固化下来。经济上，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要做的恰恰是放权和分权，将政府的公权限制起来，市场的私权才能得到保障，市场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才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这样，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而政府、市场与社会正好对应国家治理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法规治理（Governance）、个体激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只有三者联动和互补，方能真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社会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无欲无刚”的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近几年出现的企业家移民潮、港资外资撤离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确定性有一定关联。
当然，三种基本制度安排既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也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需要各就其位及互动互补的联动。三者中法规治理（也就是法治）还是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也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好的法规治理，不是管制、统制，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机制的产生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的重要性。文化是一个具有价值牵引、人文塑造功能，且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作用。④
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厚重的文化，其中不乏足以支撑社会道德重建的思想资源，值得今天的社会重建汲取。我们要珍视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如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儒家“仁爱忠恕”思想、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等加以综合运用，并赋予它们新的时代特征和内涵，以形成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当然，在珍视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大、自我陶醉、自我膨胀、自我封闭，自外于世界体系，我们需要的自信是一种开放兼容的自信，真理只有在理性探讨和辩论中才会愈辩愈明，而不是动不动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上纲上线，这样做只能使得民众的分歧强化和尖锐化，无法形成最广泛的共识。因而，中国需要充分汲取世界其他文明体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爱等方面带有共通性的有益价值元素，将其与国情现实相契合，达到大多数人都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的共识。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作者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多位海外大学任教的资深老会长孙涤、文贯中、尹尊声、张欣及也是学会老会员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秘书长乔依德等专家进行了大量讨论，文中吸取了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我们对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制度建设并重的标本兼顾，特别是发展治理应两手抓的意见高度一致）
注释
1、屈宏斌：《中国潜在增长率究竟几何》，财新网专栏，2014年12月9日。
2、倪星：《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与筛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田国强：《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石》，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年度政策建议书之三。
4、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