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50多年，出版专著和全国统编教材3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累计在1200万字以上，其中若干主要成果汇集在五卷本鸿篇钜制《钱伯海文集》①中。先生在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创新发展，而且有助于中国经济统计核算制度和方法的改革与发展。
创立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消除理论与方法上的误解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20世纪以来经济学领域乃至人类社会最伟大成就之一。迄今，全世界有6位学者因在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3位学者因应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经济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②。没有它，经济学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繁荣；没有它，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就无从谈起。历史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推荐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是国民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它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上，为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服务。二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Material Product System, MPS），它为计划经济国家经济管理服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尤其是前苏联解体和经互会（The Council o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的解散，MPS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逐步走向消亡。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走向单一——国民账户体系（SNA）。当今世界，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无不重视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开始改革和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既要按照MPS进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与分析，又要逐步引进SNA的理论、方法与指标。由于MPS和SNA两大体系在核算范围、核算内容、核算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加之我国经济和统计理论与实际部门长期对SNA持批评的态度，人们对SNA了解甚少，许多人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差错与误解。例如，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将“积累性支出”当作“积累基金”，将“消费性支出”当作“消费基金”，将生产成本看做C＋V；还有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提出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观点。这些差错与误解产生的原因在于学者和政府官员在研究和分析经济问题时，在“生产方”采用MPS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在“使用方”运用SNA体系的理论与方法。这些差错与误解既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又影响人才培养，更是误导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其后遗症既重大又深远。面对这种状况，钱伯海先生出于学者的责任感，系统而又严密地研究宏观经济指标核算问题，得出创新性成果，认为从社会再生产的不同环节——生产、分配和使用三个方面核算国民经济活动总量指标，口径必须一致、计算结果必须相等，并提出了著名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就算到哪里，中间消耗与最终使用也就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③这个原则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任何经济统计与核算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口径统一、项目对等，即经济核算过程必须遵守“有收有支，收支相等；项目对等，不重不漏”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