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山西吕梁、广东茂名、湖南衡阳等地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扯出藤藤带出瓜”、“倒下一个牵出一串”，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一些干部和群众不禁感慨“一查就一帮，一动就塌方”。
围绕一些地区局部“塌方式腐败”问题的出现与治理，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问卷调查，并完成本次调查报告。
局部地区系统性“塌方”对当地政治生态破坏更严重
调查发现，57.1%的受访者认为局部地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对当地政治生态的破坏性更大。有的地方和系统案件频发，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在调查中，分别有28.6%和14.3%的受访者认为，局部地区区域性或家族性“塌方式腐败”对当地政治生态的破坏更大。山西吕梁、广东茂名等腐败案均具有区域性特点。同时，某些局部“塌方式腐败”又具有家族性特点，以腐败官员为轴心，“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
当问及“据您所了解，对于塌方腐败的涉贪人员，最初促使或导致其贪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时，调查显示，三成左右的受访者选择了“权力集中、职责不分”（31.2%）和“监督不力、制度缺失”（27.9%）。另外，有18.0%的受访者认为“管理混乱、漏洞太多”是导致“塌方”的原因。相比之下，不到一成的受访者认为是“观念落后、法盲纪盲”（6.6%）、“素质不高、道德缺范”（8.2%）和“环境所迫、情势所逼”（8.1%）造成的。可见，相对于官员的道德教育，制度因素是导致局部“塌方式腐败”的主要原因。
“上级”的保护和贪腐是涉案人员贪腐的主要动机
对于局部“塌方式腐败”涉贪人员的动机，首先，23.9%的受访者认为“上面有保护伞，自己贪腐没人管”；其次，17.9%的受访者认为“上面有人贪，自己没理由不贪”。对此系统式、层级式的贪腐，一是说明了自己的“衷心”，表明了自己和上级共处一条利益链；二是上级贪腐会向下级传达一种官场文化，告知下级也是可以贪的；三是由于上级贪腐，间接缺少了对下级的监督。总之，无论是上级的不监督还是上级的示范，上级的失职都可能导致下级的腐败。
至于“公家的钱不贪白不贪”（14.9%）和“当官本来就是为了发财”（10.5%），折射出在部分受访者看来当今很多官员的当官初衷就是为了个人利益。
另外，13.4%的受访者认为涉贪人员会有“‘团结就是力量’，罪不罚众”的心理，说明一些地区所发生的局部“塌方式腐败”的群体效应，即当某地或系统贪腐队伍庞大到一定程度后，分摊到个人身上的罪恶感和责任感都减少了甚至不存在，这种心态给了贪腐官员心理上的安慰。
“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是贪腐的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在受访者看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中饱私囊”是局部“塌方式腐败”涉贪官员贪腐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分别有27.3%的被选比例，也即进行权力与金钱交易；其次，16.7%的受访者认为贪腐官员会“生活糜烂、腐化堕落”，也即进行权色交易；最后，分别有19.7%和9.0%的受访者认为贪腐官员会“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拉票贿选、营私舞弊”，也即“用权力再生权力”。由高官腐败案件可以看出，大部分腐败官员都会利用职务之便与商场、官场形成“利益共同体”。
“利益链中心”贪腐官员应受到更重惩罚
对于“塌方式腐败”的涉贪人员，52.4%的受访者认为处于“利益链中心”的官员应受到更重的惩罚。因为“塌方式腐败”是群体性腐败，核心官员不仅在权力上拥有最大话语权，在经济上获得最大利益，还可能起到了连接、交换资源的作用，甚至会起到示范作用，将其他的相关官员也拉入贪腐队伍。
另外，23.8%的受访者认为处于“关键岗位”的官员应受到更重的惩罚。关键岗位往往意味着关键的权力，一旦存在监督漏洞，很可能会产生钱权交易、官商勾结等行为，也能起到连接作用。此外，还有14.3%的受访者认为“贪腐数额大”的应受到更重的惩罚，9.5%的受访者则认为“级别高”的官员应受到更重的惩罚。
“多元化监督”治理局部“塌方式腐败”得到更多受访者支持
对于避免局部“塌方式腐败”的措施，首先，41.5%的受访者选择了“强化政府和社会等多元化监督”；其次，25.0%的受访者期盼“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权力不透明，就容易造成暗箱操作。可见，较多的民众认为目前的监督机制还不够全面、牢固，而要实现多元化的监督，政府信息公开、民众知情、建立有效顺畅的投诉举报途径则是第一步。另外，受访者认为单位内部也需要完成各项工作以避免腐败，如“完善选人用人机制”（12.1%）、“规范内部组织和规章制度”（12.0%）、“重视日常教育和引导”（9.0%），只有0.4%的选择“深入开展普法教育”。说明在重大权力制约问题上，受访者更期盼真真实实的监督和制度等硬机制，而非思想和教育等软机制。
（执笔：朱 燕、石 晶 制图：严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