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一系列大案要案被查办，诸如山西窝案、中石油窝案、发改委价格司窝案、湖南衡阳选举案等，这些地区所呈现出的局部“塌方式腐败”，发人深省。为了有效遏制官场类似“塌方式腐败”的发生，必须首先揭示此类腐败形成的内在机理。
“塌方式腐败”呈现出高度组织性和嵌入性
所谓“塌方式腐败”，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性腐败，“塌方”是对其“抓住一个、带出一串、挖出一窝”特征的形象化表述。系统性腐败是指一个组织出现多发性、关联性的一种腐败现象。偶发性腐败的产生主要在于腐败行动者的主观成因，当其发现外部体制环境中的腐败机会时而利用之。系统性腐败的产生则与体制环境密切相关，腐败案件多发易发且往往彼此关联，呈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嵌入性。相比于偶发性腐败，系统性腐败的后果要更为严重，因为它不仅仅是某些权力的滥用或利益的侵蚀，而且对所在系统产生整体性的破坏，甚至导致其崩溃。
具体而言，一方面，“塌方式腐败”高度组织化，腐败主体往往紧密集聚、相互庇护，使得腐败行为更为隐秘、更为顽固。这类腐败往往规模庞大，不仅涉及多个层级，还可能横跨多个部门；另一方面，“塌方式腐败”不仅高度嵌入到所在党政部门中，也可能会嵌入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交叉领域中，并与其形成了某种共生关系。规章制度被践踏，潜规则成为常态，导致腐败成为某些领域维持运转的必要构成部分。这类腐败腐蚀了一些的领导干部甚至是普通公务人员，更严重的是，它还破坏所在党政系统，使党政系统难以正常运行。
以山西窝案为例，其成员规模之庞大、牵涉部门之众多、贪腐金额之巨大、社会危害之严重，着实令人触目惊心。按照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的表述，纵向看，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横向看，煤炭部门成为重灾区，交通、国土等部门成为多发地带，甚至连纪检监察部门都难以幸免。山西的这种“塌方式腐败”极大地破坏了山西省党政系统的正常运行，扭曲了党政部门及公职人员在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正等方面的行为逻辑。
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这些局部地区的“塌方式腐败”反映出的是，尽管权力制约监督体制在不断完善，但诸多可被利用或俘获的空间却依然存在。如何认识和遏止“塌方式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推动法治化进程、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紧迫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