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我们”的构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
提出“我们”的治理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包括城市价值观、主体价值观和行动价值观三个层面。城市价值观是回答“治理目标”的问题。杭州在实践中倡导“共建共享”，即“共建美丽杭州，共享美好生活”，让市民共同参与城市建设、城市治理，坚持发展成果让所有市民共享，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价值理念在城市价值中的体现。
主体价值观是回答“谁来治理”的问题。“我们”是一种体现着平等和尊重的主体价值观，主张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倾听多方声音，让更多社会力量从“旁观者”“批判者”转为“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我们”，形成价值趋同、目标一致的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通过沟通协商、契约信用的方式，使不同界别和不同利益群体形成价值共识，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行动价值观是回答“如何治理”的问题。杭州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提出了“以人为本”“四问四权”“多界联动”“民主促民生”等理念，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行动指引。以具体的民主促民生的工作机制，使城市发展惠及更多的市民。
培育新型治理主体
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落实“我们”治理价值观最重要的载体之一。通过广泛构建社会复合主体，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我们”社会共治模式。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党政引导下，由社会各个界别的组织（机构）与人员，通过主动关联、跨界合作而形成的结构复合、网状连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社会主体，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治理的公共参与平台。传统社会组织大多是同类社会成员的联合，可称为“同质联合体”；而社会复合主体则是不同界别社会成员的联动，可称为“异质联合体”或“跨界联合体”。它们往往由政界、学界、业界、传媒界等机构与人员自愿参与，人员交叉兼职，角色身份多样。社会复合主体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四个方面：价值共识、协商协调、契约信用和目标驱动。多年来，杭州先后培育了市校合作复合主体、社会公共项目复合主体、行业治理复合主体、社区治理复合主体等，有效地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统筹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
探索复合联动的运行机制
社会复合主体的有效运行，必须要形成复合联动的运行方式。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城市品牌网群。网群的架构，呈现出“我们”的典型特征，具有“线面块”的复合型网络状架构。“线”在网群工作和项目中发挥牵头组织作用，提供专业化服务，并参与各个领域的特定工作，人员组成以专家为主；“面”是为网群项目提供机制性、集成性、规范化的基础承载，以发起单位为主；“块”是网群日常工作和项目工作的实施、运行、具体操作的部门和单位。
依托这种复合架构，网群先后策划提出了“城市人文精神”“和谐创业”等发展模式，“生活品质之城”“城市品牌”“杭州城市标志”“社会复合主体”“政府服务创新”“我们的价值”等发展理念。其被城市决策者采纳，并转化为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这些复合体虽然组成的成分不同，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但都以党政界为重要引导力量，社会各界参与方为平行主体，在行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关于“我们”的思考
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
现代城市治理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和互动，这并不意味着弱化党和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中的领导作用。事实上，杭州在探索中形成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体制，充分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几乎所有城市治理案例中都有党政部门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是社会公共问题的直接责任方，是参与治理的各方主体的组织者、协调者、推进者。在不同的治理问题中，政府的角色和定位可能有所不同，可能积极奔走，也可能退居幕后，可能无处不在，也可能隐身遁形，但是在所有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从不能缺位。即使在社会组织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政府仍然需要承担监督、标准化、宏观政策制定等重要任务。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和转变政府职能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
提升法治水平，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保障
现代城市治理注重城市治理的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在城市治理的实践中，无论是社会参与、民主监督，还是信息公开、民主决策，都需要有制度化保障，确保治理行为的持续性、治理过程的合法性、治理结果的有效性。这些年来，杭州在基层也探索出了很多成功案例和经验，如民主促民生互动平台、市政府开放式决策、综合性社会组织等形式，以及“湖滨晴雨”“厂群对话”“红楼问计”等案例。如果不及时加以总结、提炼、推广并上升到制度层面，就很可能出现基层创新随意化、阶段化的现象，个别地方甚至可能产生“人走政息”的局面，导致好的经验做法无法继续。这不仅会挫伤基层创新实践的积极性，也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因此，提升城市治理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水平，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保障。
联动主流人群，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动力
现代城市治理要善于发挥城市主流人群对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引领和建设性作用。杭州建设社会复合主体的本质，就是在党委综合部门领导和协调下的社会主流人群的主动参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理想主义的阶层，也就是所谓的“担道者”。传统文化的担道者是士人，士人在今天已不复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但中国文化中仍有一种强烈的士人关怀，这就是党政和社会各界中的“文化人”。杭州的党政界、学术界、媒体界、企业界等之所以会主动关联，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传统文化中胸怀天下、积极入世的士人情怀，都有一种建设性、合作性的良好心态。这种情怀、心态和激情，通过党委综合部门的巧妙引导和有效的联动机制，被引入到当代的杭州城市治理之中，进入社区、行业、街区、媒体等各个领域，转化为“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价值认同和目标追求。
（作者系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