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关键在治吏，而治吏的关键是治理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对腐败现象的三个重大判断
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腐败
“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权力寻租， 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 ”
十八大之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就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十八大以后，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某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窝案串案增多。
腐败问题已经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向党的领导提出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用“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比喻问题的严重性。古今中外，由于统治集团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或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失去政权的例子比比皆是。
有了这个重大判断，才能以雷霆万钧之力遏制腐败蔓延，并由此提出从严治党的“三个凡是”要求：“凡是影响党的创新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用人腐败必然导致用权腐败。花钱跑官买官，一定在当权后用权力把钱千方百计捞回来。从严治党，必先从严治吏，要抓住管权治吏的要害，严肃查处用人腐败。 ”
吏治腐败包括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两种基本类型。用人腐败就是搞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中，违反干部制度，形成“朝中有人”机制和圈子机制。很多优秀的干部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而很多无德无才的干部甚至腐败分子却“飞黄腾达”。在这种逆淘汰效应下，有人热衷于寻求政治靠山，架设“天线”；有人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搞小山头、小帮派，甚至搞门客、门宦、门附。
针对用人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
用权腐败就是借权营生和利益输送，甚至形成利益链和利益集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权腐败就是花钱跑官买官，一定在当权后用权力把钱千方百计捞回来”。“有的滥用职权，搞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借权营生；有的执法不公，搞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例如，在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惠民资金、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腐败问题频发，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子女亲属经商办企业问题突出。有的地方挪用扶贫、涉农、医保、低保资金，更有甚者拿这些钱来行贿买官。
吏治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
“说到底，就是只要手中有点权，就要想方设法捞点好处。虽然这些似乎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便宜，但面广量大，已经成为诱发腐败的直接动因……这类行为实际上就是以权谋私。 ”
权力寻租的第一步是公权私权化。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总体执政，对国家的管理很多是由党员干部和部分非党人士代行。如果不能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纪律，就出现一种可能：有些管理者把公共权利据为己有。本来是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却变为个人的私权；本来是人民委托的公共财产的管理者，却变为这些财产的所有者。
权力寻租的第二步是权力的资本化。正如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样，权力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公共权力成为商品。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当它成为私权并进行交换时，才成为资本。所谓交换，就是为权力设定租金，索取资本收益。
权力寻租主要采取三种交易方式：权与权交易，权与钱交易，权与色交易。这三种方式一般不是单独发生的，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暗箱操作，形式隐蔽。“权权、权钱、权色交易频发；官商勾结和上下勾结交织，利益输送手段隐蔽、方式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