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用典与中国思想主体性
有些人常言必称古希腊罗马，或言必称马列，不能说古希腊罗马和马列不好，但如果外来的好东西不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国情结合，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一定要形成自身思想的主体性。习近平用典的历史意义，只有放到中国历史文化大变迁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得更清楚。
中国的历史文化，到近代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变化和国内变革的需要，中华民族的精英，不得不重新反思中国的文化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引进外来思想，以图民族自救和国家振兴。自1840年到20世纪，中国几乎学遍了世界上所有被认为可学的国家，引进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主要思想，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也是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化也在这一大背景下，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这就是从晚清的以夏变夷到学习西方，从维新时的中体西用到体用皆变，从五四时的体用、制度要变到更主要的是变革人的思想。
在学西方的百多年中，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西方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中国文化自信心全无，丧失了文化主体性。我们一会儿学日本，学德国，一会儿学苏俄，学美国，我们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何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何在？钱穆先生曾沉重地指出：“中国一百年来，经不起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把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扫荡一空，不仅军事、经济、政治都向外国学习，连文学艺术，甚至日常人生都要学外国。”因此，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必须回归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自体性、原创性。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既强调中国应继续学习一切外国的好经验好思想，也大力倡导应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国务党务活动中大量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实际上是在发起一场新的文化革新，旨在恢复中国思想的主体性、自体性、原创性。
习近平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以及“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习近平用典所彰显的文化革新，与过去洋务派的体用论不同，与维新派的制度全变论不同，也与五四之后的以外来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论不同。习近平主张，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只要好的、适合中国的，适合现代的，都可以采用借鉴，该厚则厚，该薄则薄，中国的好思想可以为体，外国的好思想也可以为体，古人的好思想可以为体，今天的现代的好思想也可以为体，彻底打破了过去的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两分观点，也打破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两分，充分表现出习近平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所以，习近平用典，是建设中国文化强国的需要，也是中国百多年来学西方的思想文化发展内在的逻辑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