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用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文化上就是实现中国的文化强国梦，要实现文化强国，就必须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可是，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泥沙俱下，如何继承、如何立足？因此，习近平用典，只有放到秦汉之后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大背景之中，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先后出现了管子、老子、孔子、孙子、墨子、荀子、孟子、韩非子、商子等大思想家，并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等不同的学派，把中华文化推进到繁荣和鼎盛时期。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还是道儒法三家。从战国末期到晚清，中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转型。
其一，是法家思想大蜕变：从法治蜕变为人治。其二，是道家思想大蜕变：从无为而治蜕变为丛林思想。其三、是儒家思想大蜕变：从以道事君变为专制工具。总之，从战国晚期到晚清，中国的思想文化的转型是内生型的，其共同的突出问题，一是去精华化，三家的精华大多被抽掉了，因此三家的思想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停滞了；二是三家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结合，但总体上是互相排斥的。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打破原来的文化格局，对过去的历史文化进行大梳理大融合。习近平十八大后大量引用各家经典，对这种融合创新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提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关键在于继承什么、批判什么，在于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他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习近平一方面高度评价儒家思想，指出“有进步的合理的精华”，但也指出，“孔子思想既有唯心的，保守的一面”。不光是儒家，所有“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搬照用。第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公平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家各派，打破各家各派的区隔，无论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都可以继承，不搞独尊。
所以，习近平在十八大后大量用典，也是本着这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展开的。习近平用典常独辟蹊径，如王勃被大家所熟悉的是他的诗句“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但习近平却引用的他的法治思想“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是描写观赏庐山风景时的感受，但习近平引用此诗却在于希望人们换个眼光看问题，表达的是一种辩证思维。他引用的经典，反映了他对各家思想的梳理和批判性继承；他引用了各家各派的思想，把不同的思想巧妙地融合于一体；他以道儒法三家为主，但也广泛引用其他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思想；他引用的是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思想内容，反映和论证的都是当代的现实问题；他引用古人不是为了守旧，而是为了创新；他继承过去不是倒退，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这些都是习近平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