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民众闹事外，詹姆士党也是联合王国政治安全的一大威胁。詹姆士党人将斯图亚特家族詹姆士二世及其后裔视为英国王室正统，一直在寻找机会复辟。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王朝始终保持着一种忠诚，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税收加重导致的社会动乱，都预示着詹姆士党人决不会缺少支持者。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乔治一世乘船从德国来到英国，这似乎是起义的绝佳时机。1715年，马尔伯爵（Earl of Mar）借打猎为名回到苏格兰召集了10000人左右的军队，伺机起义。但是，马尔并不是个出色的军事将领，在对抗阿盖尔（Argyll）领导的4000人政府军时，丝毫没有发挥出人数方面的优势，而是让对方控制了通往南方的主要道路。不仅如此，英格兰的詹姆士党人因为战略失误，与政府军正面冲突，最终也吃了败仗。1715年12月22日，当老僭位者詹姆士·爱德华·斯图亚特在彼得黑德登陆的时候，詹姆士党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了。⑨此次起义因为詹姆士党的无能而最终失败。叛乱平息后，政府对反叛者的处分较为温和，有19位贵族被削去爵位，1位被处死。⑩
此后的二十几年，辉格派领导人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注意笼络苏格兰贵族，在苏格兰扶持亲信，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詹姆士党人起事的机会。然而，到了18世纪40年代，政府逐渐显出分裂之势。英国忙于欧洲大陆的战争，导致国防力量有所减弱。法国因为在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上与英国敌对，转而支持詹姆士党。起义的又一个黄金时刻来临了。1745年，老僭位者之子小僭位者查尔斯从法国来到英国，誓为父亲夺回曾经的王国。9月21日，乔治·穆雷勋爵（Lord George Murray）率领2400人的军队成功占领爱丁堡。查尔斯力排一些贵族让他在苏格兰称王的建议，继续向南进发。面对此景，政府急忙召回在欧陆前线的军队，并组成两路部队阻击叛军，一路由韦德（Wade）率领，另一路的首领是乔治二世的三儿子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1745年的英国已经与1715年大不相同，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们逐渐习惯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斯图亚特家族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詹姆士党人召集的这支军队几乎完全是由高地人组成的，士兵总人数甚至不及30年前的一半。即便在那些被詹姆士党人占领的苏格兰主要城市，也都表现出支持汉诺威王朝的倾向。没有低地和英格兰同伴的帮助，法国的支援也遥不可及，一直孤军奋战的詹姆士党军队有些心里没底，虽然伦敦就在眼前，他们还是决定撤退到苏格兰。卡洛登战役是查尔斯在英国领土上的最后一战，在此战役中大约有2000詹姆士党人战死沙场。1746年4月16日之后，詹姆士党对联合王国来说再也构不成军事威胁了。查尔斯也在几个月的躲躲藏藏之后乘船回到了法国。
相比较1715年之后的“仁慈”，英国政府对这次叛乱的惩罚要重得多。叛乱者的房屋和庄稼被烧毁，牛群被充公，犯人被带到英格兰接受审判，120人被处决，近千人被流放美洲。议会还通过了多部法律，其中包括《禁止令》（Act of Proscription），禁止人民身穿苏格兰裙，这条禁令一直到1782年才被撤销。正如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在15年后所说，这些举动旨在把他们从“一直以来对领主和首领的盲目顺应”中解放出来，“打消未来苏格兰高地发生暴乱的可能”。
融入帝国：苏英发展蜜月期
詹姆士党的势力被逐渐摧毁后，苏格兰进入了与英格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稳定时期。在1745年起义之后，苏格兰人、尤其是高地人在英国军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国防大臣巴灵顿勋爵（Lord Barrington）在1751年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希望我们的军队中有尽可能多的苏格兰士兵……而在这些苏格兰人中，我希望高地人尽可能地多。”高地人积极地为汉诺威君主开疆拓土源于多种因素，如政府希望将他们“英国化”等。苏格兰军团无处不在，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征战中，他们成为了一种象征。到了19世纪后半叶，苏格兰人被视为是天生的武士。由于军队强化团队合作精神，加入军队实际上促进了苏格兰民族认同的发展。
除作为士兵参与殖民战争之外，苏格兰人还以商人、行政长官、外交官、东方学者等身份积极投身到了帝国扩张的狂潮中。18世纪后25年，苏格兰政治中的领头人物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非常支持海外殖民活动，将无数苏格兰人送往东印度群岛和世界其他地方。在邓达斯等权势人物的支持下，1875年左右，虽然苏格兰人口占英国总人口的不到20%，但是东印度公司军团中有1/3来自苏格兰，被批准在孟加拉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商人中，60%是苏格兰人。在地理范围上，苏格兰人活跃的地区不仅仅是东印度群岛，美洲殖民地也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殖民活动使苏格兰人累积了财富，逐渐以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然而，与加入军队对苏格兰人的影响一样，殖民活动对其认同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作为联合王国殖民事业的一部分，苏格兰人的不列颠身份认同得到加强，但同时苏格兰民族认同也在新团体中被孕育了出来。在帝国的各个角落，苏格兰人聚集在俱乐部、社团、协会中，苏格兰元素随之延伸到各个属地。这个时期的苏格兰人身上表现出了不列颠与苏格兰身份的融合，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即是一个典型。一方面他骄傲于自己的英国人身份，希望祖国的成功经验向其他地方推广；另一方面他的这种情感又是在苏格兰宗教、科学融合的独特背景下被激发出来的。
随着商业的发展，苏格兰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从1750年到1800年，苏格兰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英格兰只增长了25%。1861年，苏格兰人口登记部门长官估计，只有36%的人居住在乡村，12%的人居住在小镇上，剩下52%的人都居住在人口超过2000的城市。在城市中，联盟的印记随处可见。人们居住、工作、购物的街道都被冠上了汉诺威君主的名字。詹姆斯·克雷格（James Graig）设计的爱丁堡新城彰显了英国的爱国主义，并凸显了苏格兰和爱丁堡在联盟中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和帝国扩张的过程中，苏格兰人逐渐认可了自己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公民的身份，并以此为傲；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国家在政治上所表现出的偏袒十分不满，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在1707年之前，苏格兰在英国议会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在1707年之后，苏格兰拥有了表达意见的机会，但因为原先的独立议会被取消，苏格兰事务的重要性在联合后降低了。随着议会在国家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不公平感”越发明显。苏格兰事务的重要性较低，再加上英苏的法律体系不同，造成检察总长并不能保证议会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专门讨论苏格兰的法案。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英格兰的法令被强加到苏格兰身上，或在苏格兰施行适用于整个王国的法案（这意味着自主性的下降，会受到来自伦敦的控制）。为了改变这个状况，苏格兰人民开始采取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1825年，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在《对苏格兰数据记录的分析》一书中表达了对苏格兰政治地位的不满。相较于爱尔兰，苏格兰较少的人口为国家贡献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但其议员人数却少得可怜。按照爱尔兰的标准，苏格兰应该再增设11个上议院议员和30个下议院议员。1836年，亨利·科伯恩（Henry Cockburn）要求设立苏格兰事务大臣一职，以统筹苏格兰事务。1853年，苏格兰权力辩护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Vindication of Scottish Rights）成立。该协会发表的《告苏格兰人民书》承认1707年的联盟，但呼吁英苏联盟的具体内容应与时俱进。苏格兰为国家财政贡献了近六百万英镑，得到的回报却很少。与伦敦和都柏林不同，爱丁堡的公共机构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因此，为了维护苏格兰的利益，应该增加苏格兰议员的数量。在舆论压力和议员的努力下，1885年，苏格兰事务大臣（Secretary for Scotland）设立。起初，该职位主要负责苏格兰的教育问题，但因为高地问题不断，法律与秩序相关事宜也被纳入管辖范围之内。随着时间的演进，苏格兰事务大臣逐渐成为所有苏格兰事务的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