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取向和社会责任意识深层次影响公众耐受力水平
调查发现中，受访者的价值观取向和社会责任意识对耐受力水平有着深层次的影响。
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与耐受力水平呈正相关。本次调查显示，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受访者耐受力得分明显更高（69.7分）。我们可以认为，当个人或群体越能够理性看待和深刻认识社会主流价值观时，越能够跳出个人视野、站在社会乃至国家层面思考问题，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和处事方式，即对耐受力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能够自我负责的人耐受力水平更强。人们站在怎样的立场来解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原因，将影响个人的认识和判断。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受访者如何看待“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不太好是因为我自己还不够努力”这一观点进行了考量，结果显示，63.1%的受访者认同这一说法。换句话说，受访者更认同自己的生活应该由自己负责，而非归咎于他人或社会。进一步的相关分析也显示，认为自己的生活应该自己负责的受访者，其耐受力水平要显著高于将问题归因于社会的群体（t=4.2，0.05水平上显著）。同样，当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时，能够客观评价自己、不盲目同其他群体进行比对的受访者，耐受力水平更高。
耐受力水平越高，面对不利情境的选择越理性
通常来说，人们在遭遇个人权益受侵害、生存环境遭破坏等不利情境时做出的举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承受能力和心态。为此，我们在调查中模拟了“法院判决不公正”“公共环境遭破坏”和“拆迁不公导致个人利益受损”三类同时涉及个人与公众利益的不利情境，测量公众的真实心态，进而分析不利情境与耐受力水平的关联性。我们相信，弄清此种关联性对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不利情境，公众总体选择比较理性。根据我们的设定，受访者在每种假定不利情境中的选择得分越高，行为越理性，满分为4分。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假如您是案件的当事人，当您对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感到不满且申诉失败时”“ 当您家附近的公共环境/公共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仍未得到解决时”和“当您对拆迁补偿或征地补偿感到不公时”三项的平均打分为3.39分、2.96分和2.99分，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即面对司法不公、公共环境受损和个人权益遭侵害时，公众仍然能够作出较为理性的选择，优先选择通过向权力机关反映和调解等建设性行为解决问题。
不利情境的危害程度或影响事件走向。尽管整体来看，公众的选择比较理性，但假定条件的危害度、解决问题的难易度等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决定。具体来看，面对可能遭遇的司法不公，超过五成的受访者会优先选择继续向检察院、人大等机构反映和申诉（55.9%），而选择静坐、抗议甚至暴力抗法等途径的受访者仅占1.9%；面对公共环境受损的情况，只有不到三成的受访者会考虑向有关机构申诉管理者的不作为；而面对拆迁补偿问题时，有39.4%的受访者会选择“争取不到合理补偿就不搬迁”。另一方面，从选择直接放弃申诉、消极默认的比例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公共环境受损、拆迁不公和司法不公。即当受访者认为不利情境同自己的直接利益联系越大、越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时，越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而影响事件的发展方向。
耐受力水平越高，应对不利情境越理性。在三种假设的不利情境中，个体的耐受力水平和行为选择的积极理性存在一定的正向联系，即个体的耐受力水平越高，在假定的不利情境中越有可能通过理性的、非暴力的途径解决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面对司法不公的事件时，耐受力水平和公众的积极选择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相关系数为0.11，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具体来看，一是在影响耐受力水平的四个维度中，社会满意度对选择的理性程度影响更为直接（具体见表2）；二是逆境复原能力越强，即坚韧性量表得分越高，选择越趋于理性；三是即使面对同样的选择，耐受力水平不同，选择也存在显著差异。按照统计学惯例，我们将耐受力水平得分高于50分的群体划分为高耐受力群体，数据分析显示，低耐受力群体选择消极应对问题的比例更高，例如通过静坐、示威等方式抗议司法不公的选择人群中，低耐受力群体选择比例为6.9%，而高耐受力群体只有1.6%（具体情况见图3）。这也反映出，即使在最消极的行为选择中，耐受力高低仍然影响着决策结果，但从本次调查中暂时没有发现这种选择与收入、学历、地域间的直接联系，因此造成差异的相关原因仍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70后面对不利情境更理性，公职人员和学生群体社会责任意识较强。我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时发现，不同群体面对不利情境的选择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一是70后群体在面对不利情境时的选择更为理性，这也与前述的该年龄段人群的逆境复原力较强、耐受力水平较高相印证；二是通过在向媒体反映或网上发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群体中，80后群体占比相对更高（39.3%）；三是面对公共环境破坏的情况，会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的群体中公职人员群体占比更高（均值差为0.299），而在对“当别人维权能够使我受益时，我就没必要亲自维权”的认同度调查中，学生群体对此的认同程度最低（60.0%的学生选择十分不认同，在各群体中比例最高），这也是该群体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一个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