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增值三在通畅交换
一个社会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总量，在社会成员之间如何交换，是会影响到这个财富总量给社会成员带来的效用总量的。假设两个人，各有一个苹果和梨子，有苹果的人不喜欢吃苹果而喜欢吃梨子，有梨子的人不喜欢吃梨子而喜欢吃苹果。若没有交换（市场），两个人所拥有的物品对自己都没有效用。一旦互换，两个人都获得了效用，即社会的物质财富没有增加，但财富对人的效用增加了。
总有人说，市场应该是“等价交换”。对于“奸商”的欺诈行为，等价交换可能具有某种道德上的警醒作用。但等价交换并不是市场的本质。如果在实际生活中市场都是等价交换，那交换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人类就不会有市场，不会有商品经济了。因为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交易发生的价格一定是买卖双方都同意的价格。对于卖方，它一定不低于其对此物品的估价；对于买方，它一定不高于其对此物品的估价。
一般来说，对于市场中发生交换的双方，一定是用对于自己效用较小的物品或劳务，换取对于自己效用较大的物品或劳务。作为获得物品或劳务的一方，效用对交易价格的比值，其数值应该是大于1；而作为付出物品或劳务的一方，效用对交易价格的比值，其数值应该是小于1。交换的双方，都是用较小的效用，换取较大的效用。
这并不是一个悖论，因为商品的效用相对于其交易价格，更能够表现生活质量。一是它更准确，二是它更广泛，因为生活质量包含很多在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没有价格，但我们却可以估计一个效用值。
财富增值四在公正分配
一个社会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总量，在社会成员之间如何分配，也是会影响到它给社会成员带来的效用总量的。从静态来说，好的财富分配，使既定的财富总量有一个增值效应；坏的财富分配，则会使既定的财富总量有一个贬值效应。从动态来说，好的财富分配，使未来的财富总量，会有一个增值效应；坏的财富分配，则使未来的财富总量，会有一个贬值效应。这种财富分配，一个是过程规则是否公正的问题，一个是分配的结果是否悬殊的问题。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财富分配的结果如果太过悬殊，就会拉低财富的社会总效用。因为对于财富太多的人，财富给他们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举个简单例子，对于盖茨和巴菲特来说，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美元，可能基本没有什么感觉。但如果给一个工薪阶层的人，这些钱带来的效用就非常大。而财富的二次分配（税收）、三次分配（公共物品）、四次分配（慈善）等，就会带来财富总效用的增值。
相对于财富分配带来的贫富悬殊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是否“公正”的问题。很多人说中国人“仇富”是不准确的。中国人其实不是仇富，而是“仇不公之富”。对盖茨和巴菲特有意见的人不会太多，因为大家觉得他们的财富是通过他们为大家提供服务得来的。但对中国从事所谓合法经营的房地产商、煤老板、血汗工厂的老总，有意见的人会多得多。更别说那些靠以权谋私、仗势欺人、强取豪夺、坑蒙拐骗而敛集财富的人了。
一个社会应该怎样来分配财富，学者们概括出了五种操作思路：按分配结果从最不平均到最平均的顺序，一是孔子的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二是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三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四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五是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
判断一个社会的财富增值是否达到了最大化，经济学提供的手段就是看是否实现了经过希克斯改进（一人受益量，若大于有人受损量，就可改进）的帕累托最优（任一人受益，必有人受损）。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