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只有采取重塑乡村新型生存空间，丰沃乡村传统文化生长土壤；重构乡村新式价值范式，展现乡村传统文化新意义等措施，才能在文化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中，为乡村传统文化、也为乡村治理找到新的生机。
【关键词】民族乡村 传统文化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受特有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心理习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乡村社会的城市化及现代化变迁无疑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产生于过去流传于当下的、依附在人们生活、情感、习惯与信仰中的乡村传统文化，体现着乡村社会的生活意义，对村落个体成员的心理、行为有着引领、规范与模塑的作用，因而对乡村的社会治理仍有着独特的精神价值和秩序价值。然而，随着乡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逐渐转型，村民生活方式与土地互动的逐渐断裂、乡村存在方式在空间上的逐渐改变，带来了乡村传统文化生态的逐渐改变。文化与社会治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乡村传统文化发生的变化，致使乡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何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治理之中焕发生机，不仅事关乡村传统文化出路，也事关乡村社会治理出路。
乡村传统文化的现实境遇
乡村传统文化符号日益消逝。乡村传统文化赋予了传统乡村生活以规则、意义和价值，是乡村村民日常生活中常态性和当然性的文化。然而，随着村民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面精彩世界，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愿望有了新的参照系，部分人特别青壮年人渐渐感觉乡村生活很难体现人的生存价值，对乡村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怀疑。而且他们在向往城市生活、崇拜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日益对乡土传统文化产生疏离感和自卑感。比如，在广西中越边境的一些村民，他们不再以乡村社会的传统礼俗、歌舞艺术、生活方式、民族语言服饰等为美，不愿关心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城市生活及文化盲目的追随者和模仿者，远离乡村生活本真状态的娱乐形式慢慢占据主流，上网、看电视逐渐成为乡村生活中常见的娱乐方式。个体式文化活动的增多更使一些与生活、生产节奏相配套的节日、仪式因乏人组织和参与而趋于式微，村落中成长的儿童对打尺子、跳格子、转陀螺等民俗游艺活动的接触也逐渐减少。乡村民间艺术面临凋零、承传久远的岁时节日遭受冷落、民俗文化的传承人迅速减少，使乡村传统文化符号面临消逝。
乡村传统文化价值渐渐裂变。传统民族乡村社会里，村落中辈份最长的能人常常拥有着知识、经验与道德的权威。然而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村民职业的分化，村落中许多过去的经验因陈旧失去了其传承的价值，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一代，能力日渐显现，乡村中开始出现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以年长者为主导的前喻文化向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后喻文化过渡。市场化进程的加速、青年农民为家庭经济收入所做贡献增加及自我意识的膨胀，使“劳动者不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良心、干劲和牢固的劳动观念，家庭父亲的道德观念也不再是劳动者评价的主要依据和从事经营管理的标准等等。”①乡村社会中的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的权威地位渐渐弱化，在家庭成员中的角色慢慢被边缘化，使乡村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礼俗文化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经济日益成为乡村生活的强势话语，利益标准取代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评价标准，乡村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渐渐地被隐匿。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尊老爱幼、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等道德观逐渐被相互提防、唯利是图和以自我为中心等价值观所代替，一些村民变得越来越短视和趋利。
乡村传统文化的评判功能日趋减弱。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中，村庄舆论是判断人品和家风的主要依据之一。村庄舆论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面子，还关系到整个家庭、家族的声誉，因此，人们会格外在乎村里人对自己的舆论传播和公共评价，在为人处事中会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轻易触碰传统道德底线；碰上两家结亲、婆媳矛盾、兄弟分家、邻里纠纷等事情，一般会积极以热心人、道德权威人物或善邻等身份主动出面帮忙、劝和、调停，以从中获取有利的社会舆论和评价。然而，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和村民对居住地选择机会的增多，他人对自己的褒贬显得没多大关系，舆论压力对村民个体行为能够造成的影响在减弱。而市场经济的兴起，也使人们的评价更多地依赖于与当事人的亲疏远近及个人喜好等主观认识，标准呈现多元化，为人做事顾虑增多，村庄舆论趋于沉默。于是，活跃于乡村人脉之中的和事佬愈来愈少，说别人“闲话”的越来越少，乡村矛盾纠纷中“看热闹”的旁观者多了起来。
乡村传统文化境遇对乡村治理的消极影响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文化事象或被消解或被激活或被重构，这是不可避免的，文化本来是会流变的。但在先进文化尚未真正全面植入民族乡村社会的情形下，村落优秀传统文化内在意义和价值的消解，对乡村治理无疑产生了消极影响。
加速乡村文化生活的贫乏和村民精神的游离，影响乡村治理的效能。乡村社会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外流，不仅使乡村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被削弱，也使乡村文化的根基被削弱了。由妇女、老人和孩子组成的乡村留守群体，从体力和能力上都难以组织村庄中规模较大的文化活动，民间故事、歌舞游艺在村庄变得悄无声息，甚至村民历来十分重视的红白喜事、家族聚餐等公共性民俗文化活动都少人组织、乏人响应了。而政府在乡村助农扶农中组建和开展的文化大院、农家书屋、“三下乡”等，也比较难以真正走入他们的心中。乡村传统文化正在退却，优秀的现代文化却难以植入，导致了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的贫乏。外出务工的青壮年群体长时间在外生活，部分人对生养他们的村庄认同感下降，对乡村现有的传统文化渐失亲近感，他们更向往和渴求城市的文化娱乐生活。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乡村回不去、城市融不进是更多人的生活及精神处境。乡村文化生活的贫乏和村民精神的游离使一些村民以参加迷信、赌博、六合彩等活动来打发空闲时间，乡村社会治理效受到影响。
加剧村民价值观的迷茫，增加乡村治理的难度。正确的价值观能润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然而，伴随乡村村民与外界交往的增多，传统乡村社会所崇尚的诚实、淳朴意识及热情好客、重义轻利的朴实做法遭遇了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敲诈勒索、坑蒙拐骗、见利忘义和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现实。在乡村社会传统的道德范式正逐渐落寞、而新的道德范式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情形下，村民自身无法有效抵御各种负面冲击，常常只会依据自己的现实利益行动。当看到朴实厚道并不被人看作是美德，坚守传统并不能使自己获利，而身边一些人投机取巧、凶狠霸道甚至损人利己却获得利益并引人称羡的时候，很多恪守传统礼俗道德的村民陷入了迷惘。有人甚至开始动摇，优秀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修养逐渐被抛在脑后。村民群众价值观的迷茫和混乱使乡村社会陷入了伦理及秩序危机之中，大大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
加快村庄凝聚力的下降，使乡村治理工作难于开展。村庄凝聚力是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在乡村的传统社会中，以遵循伦理道德规范为荣、以注重礼尚往来、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为荣的乡村文化价值，导向着人们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村庄内以道德为基准的舆论评判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型塑了乡村社会的自生秩序；具有交流性和集体性的民俗文化活动融洽着人们的关系，乡村内事实上构成了一个道义的、行动的共同体。然而随着乡村传统文化礼俗价值的隐匿、道德评判功能的消减、传统经济生活互惠习俗及喜宴、婚礼、丧礼等各类仪式的流变，村庄内家庭和邻里关系慢慢疏远；村民之间交流减少，日常人情交往化约为金钱和利益关系，关系渐渐淡漠，相互之间矛盾纠纷增多；个人行为的失范增多了，集体参与意识也弱化了，村庄合作与互动体系正趋于松散化。各走各路、各做各事的想法和做法，致使乡村治理中必需的公共活动益加难于展开，治理工作难于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