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话语空间的开拓和文化辐射
研究报刊杂志成为最近二十年文学史研究的新方向，北大学者陈平原认为“阅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那一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可以借此取得“第一手材料”，并“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③
1912～1949年，从国学院设立到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解散，三十八年的时间，四川国学运动形成了一条在战火中依然坚持学术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了很多的刊物，本文论及的三种期刊大致展现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轨迹，呈现的四川近现代学人的思想、学术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回到这个“场域”可以看到四川学者为传承传统、开拓新学的努力和奋进，发现其中学术发展的脉络和国学话语的空间开拓。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考察17、18世纪欧洲社会发展时提出，报纸和杂志等新闻出版物以及由此衍生而成的咖啡馆、沙龙等文化讨论的“机构”承载了公众的表达空间。这个表达空间虽然是自发形成的，但已初具公共批判的雏形。同时在阅读日报或周报、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了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虽然不是有意识的建立交往空间，但是因为现代媒介的介入，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意义的公共平台。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④。那么在国学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学意识“公共空间”的出现和建构，逐步从学者圈子向普罗大众扩大，展现了文化的辐射作用。
在四川国学院创建初期，学者们会定期举办学术讲演，院内学生与校外学人皆可入会，参加学术活动，自由讨论。这非常接近哈马贝斯说的“文学公共领域”，他指出文学公共领域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种批判的演习主要是对具有批判力的公众舆论或者公众观念的提升。
虽说不是有了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有了学术讲演、报刊杂志等平台，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要求。刘师培当时写了一篇《四川国学会序》，尖锐地指出学术界存在几种困惑，所以为消除惑乱要打破学术疆界，自由讨论。这种指导思想使四川的学术活跃起来。在国学院，谢无量也是具有新视野的学者。他四岁就随父出川，后来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并结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人，是深受新思想影响的研究者。回川后被聘为国学院院副。学者们的视野开拓和自由讨论的学术讲演形成了一定的合力，四川国学的兴起与全国学术的发展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僻处西南特殊的历史与自然条件，四川国学运动的初期保守色彩依然浓烈，实质仍然是经学和儒学的学习和研究。从《国学杂志》的文章内容和编辑格局来看，展现了较为强烈的经学色彩，尤其是今文经学思想特甚。国学院里的教师们大都是经师，也培养了许多固守儒学的弟子。比如院员之一的曾学传在国学学校教授经学，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是四川国粹主义的代表人物，将中国社会的一切积弊和祸乱的原因归结为儒学不明所致，提出只有国粹才能救中国。彼时学术界对“国学”的定义及研究方法始终存在争议，傅斯年说过：“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甚至尖锐地指出所谓的国学院恐怕只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⑤存古学堂由张之洞在武昌首创，后在四川成都也创立，是一所“以维国学”的旧式学校。而国学院恰恰是在存古学堂基础上改建为国学学校的，所以傅斯年指出的国学与国粹的联系现象是以四川为典型的。这表明四川国学运动早期并未脱离旧学、经学的轨道，革新的局面还未真正形成。但是新的思潮、新的意识、新的方法已初露端倪。当然提出“国学”的概念就是要和“西学”的全面进入进行抗衡，维护本土文化的延续，所以也不能忽视传统学者的研究。
廖平在四川国学院任教最久，同时影响最大，是近代蜀中最著名的学者，是中国今文经学的终结者，以尊儒尊孔为其学术信念。他认为国学就是国粹，而国粹就是儒学。在《四川国学杂志》上文章数量较其他学者为多，建构了其治学框架，形成了尊孔尊儒的国学倾向，对学生影响很大。但是廖平治学无法摆脱今文经学的局限。而当时刘师培的入蜀改变了蜀中今文经学独盛的局面。刘师培在四川讲学的时候也正是这位学者学术思想成熟的阶段。他在国学校讲学的时候在《四川国学杂志》及后来的《国学萃编》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他与廖平等人拒绝新学的保守态度大为不同，在入蜀前就对廖平的思想提出过批评，对国粹是否即是国学也提出质疑。刘师培的见解表现了理性的思考，在教学上产生的影响很深远。在《国学杂志》上就可以看到这两种思想的交锋。两位学者的观念相左使得当时的学生有时无所适从，甚至疑惑。但却启发了他们的学术思考和学术批判。而这种良性的学术争锋对随后的刘咸炘也产生了影响。
《尚友书塾季报》主编刘咸炘，这是近代蜀中的另一位国学大师。在任教尚友书塾之后，注重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而这个“道德”与当时全国各地书院提倡的礼仪廉耻、孝悌忠信不太一样，更接近于现代西方的观念。他认为“道德之义，先圣先贤之所用心，顾遗训仅存，散无统纪，不若西方道德学书之明整。”他的德育思想有助于学生打破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禁锢，培养自己的个性发展。刘咸炘治学不再重蹈经学家的旧辙，超然于古文和今文的偏见。他认为“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他理解的国学是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为对象的传统文化，因而主张从广博入手。刘咸炘为学生开列了九十余种中国经典原籍，同时新编了《新书举要》供学生选读，包括日本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伦理学》、德国米尔的《社会进化史》等五十余种。这在当时的旧式学校中很罕见的。他在国学研究中力图开创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在旧学范畴内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此时四川本土学者对新思潮采取的仍是较为保守的态度，或者说试图突破，但因为环境的封闭和条件的有限，这种突破也还是在旧学的范围之内。迎来根本性的变化是抗战爆发之后，国学运动的中心转移至西南。
当时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迁入西南，学者们带来了新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川内学者的视野开拓是前所未有的，四川学术的造血机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史杂志》从办刊宗旨到编辑水准都带来了四川国学的新气象，实现了层级的飞跃，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而且它展现了学者们在抗战中的学术使命感和民族爱国情感，学术与现实紧紧相连，这本刊物可以说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文史杂志》所发表的文章，甚少文艺作品，多为国学亦即文史的专业论文。
《文史杂志》鲜明的提出文史工作者要关注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命运。顾颉刚在《创刊号》的《编辑后记》里针对性的做了具体的说明，“我们极愿意用文史的笔调多介绍些科学的知识，并希望藉此倡导些研究科学的兴趣”，“我们想藉此提倡些有俾实际的学问和建设性的言论，不多作那空疏的评议”。这是表明研究要走出封闭与旧学，提倡研究实际的学问，提倡科学研究的方向，尤其对青年学子有更大期望。考察《文史杂志》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但又贯彻了“文史与兴亡”的使命，关注文献和历史存在的学术问题，又从文化中折射出民族的兴与亡。
《文史杂志》与前两种刊物相比显然进入了新的阶段。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学术界，而且在普通读者那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普及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催生了公众的公众意识及批判意识。在逐步出现和形成的文学公共领域之内，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多重身份，就文化市场的问题展开讨论，这种讨论同时孕育着批判。在国学运动中，这样的公共领域除了研究会、演讲会，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就是当时的期刊杂志，它不仅传递学者的思想，还为学者和读者营造了一个表达和阅读的平台，启迪了大众的国学意识，建构了批判的空间。作为缘起于阅读群体的场所，公共领域也理所当然成为捍卫理性的场所，而理性构成现代性的根本精神与主要机理。国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研究中愈益壮大。
文化记忆与历史不同。它是关于过去的一种独立形式。标准的文化文本表达了群体的自我形象。随着书刊印刷的出现，出现了新的知识形式和交际形式，出现了文学的公众网络。而这种“公众网络”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在20世纪初期的这场国学运动中，这些优秀的学者为四川的学术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艰难环境中坚持创办的各种刊物成为最好的记忆文本，不应随历史的翻页而被人们遗忘。除了探讨它们的学术价值外，笔者认为更应重视在动荡的岁月中学者们始终不曾减弱的学术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而文化辐射的效果不容小觑。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W11207068）
【注释】
①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1页。
②方磊：“记《文史杂志》创办前后”，《蜀学》（第六辑），第88页。
③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565页。
④［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年。
⑤傅斯年著，欧阳哲生编：《大家国学·傅斯年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责编/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