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积极培养职业农民。农民阶级是一个重要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农民阶级的积极性，使其继续成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主体，才能实现农业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相较于西方国家12年制的义务教育，我国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在年限和质量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民素质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民素质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即便投入再多的资金、技术，在没有相应人力资源配套的情况下，资金与技术最终都不可能充分发挥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竞争实力，只能从事一些较为低端的工作。低收入与低社会地位，进一步恶化了农民阶级的主体意识。农民阶级整体上的消极，将严重不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持续发展。二是优化农民组织结构。农村基层的组织结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结构，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组织结构。早在民国时期，晏阳初等人在山东地区试点的新农村运动，便是从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入手的。尽管，其实践存在着乌托邦主义的情结，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同时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恩格斯便强调农村合作社形式的重要性。然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的组织形式被自然瓦解。只有将农民阶级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及优势。三是提高农民收入。从总体上来说，农民阶层的收入是很低的。据不完全估计，中国至少还有500万人处于国际贫困标准线下。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收入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农民只有脱贫致富，才能从根本上树立起主体意识，才能自发地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在解决收入问题上，一是可以增加土地性收入，即充分落实农转非土地的补偿，让农民享受到由于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二是降低农产品销售成本，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让农民从生产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第三，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实则是土地、人力与资本的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造成农业经济的停滞不前。农业经济领域中的资本短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农业经济回报率远远低于工业及其他一些产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主要的收益来自于金融投机。在投资农业方面，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我国做得要好，印度目前的投资率在20%左右，而我国仅在5%左右。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要突破当前的金融体制，为农村地区开辟一条金融河流。具体做法上，一是建立政策性金融的保障机制，务必将钱用到农民身上；二是鼓励和规范民间金融借贷。农村地区的资本需求很大，在现行体制下，国有银行根本不可能将大额款项贷给农民。事实上，也不可能指望国外资本来投资中国的农业。在这种情况，如果一味限制民间借贷活动，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不利于农村经济自发发展。此外，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交往的黏度很高，非常适合发展民间借贷，但是必须在法律上、经营上加以规范。
第四，加强农业经济生态管理。农业生态是农业产业的基础，农业生态链是农业再生产的基础。在现阶段，农业经济想要常态化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建农业生态链。在生态链的建设过程中，一是要从自然生态链出发。例如在转基因问题上，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其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是要考虑其是否会对自然生态链造成破坏。在世界范围内，由外来物种给自然生态链造成危机的事件不在少数。如果只考虑到解决当前的吃饭问题，而不考虑到长期的发展问题，那么转基因很可能成为一种彻底毁灭农业的技术。二是重视粮食主权的问题。基辛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便控制了一个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便控制了全人类。”这种说法，虽然很直接，甚至充斥着一种霸权暴力，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应当注意的是，西方国家从未停止过扩张，只是从军事演变为资本，甚至是粮食。事实上，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粮食主权危机。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雄厚的资本向我国倾销大量的农产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转基因作物不断地渗入到我国的种子市场中。如果再不加以控制，未来中国农业生产很可能将完全被西方所主导，届时我们的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彻底失去定价权和话语权。三是农药及其他残留管理问题。在土壤污染问题上，主要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管理问题。西方国家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有着一整套严格的管控机制，而在我国大多都是小农生产，几乎没有任何土地管理意识，更加谈不上保护意识。因此土壤污染十分严重。在未来，在一种基于大规模、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上，加强农药及其他残留物的管理，必然会有效地降低土地的污染程度。同时应大力发展新型生物科技，研发高抗性的作物，尽可能减少农药的用量。
（作者单位：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经济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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