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舆论场上，调侃、戏谑、质疑一些英雄人物及事迹的现象时而泛起，雷锋、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等人们熟知的英烈都成为一些人“恶搞”甚至诋毁的对象。有人大加挞伐，有人掩卷慨叹，也有人处之淡然。多元多样的思想认识展示了一个深刻变革社会的一隅，也向我们的时代提出了共同的问题：拿什么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拿什么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国家治理》周刊编辑部特邀数位专家分析探讨，精要观点摘编如下：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薛 可
网络传播特征带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变化。从媒介技术来看，传统媒体均遵循着由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因此，在传统媒体时代，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宣传亦遵循由媒体到受众、由上到下、由点到面的传播形式。传统媒体因为具有媒介渠道上的传播优势，有利于意识形态宣传上的统一。网络媒体则遵循着由下而上的传播形式，显示出由点到点、由点到圆（意见领袖）、多点多圆的碎片化、去中心化的传播状态。
因此，利用互联网做意识形态工作需要遵循由下而上形成观点与舆论的规律。这一规律需要和碎片化的观点进行对话、争锋与整合，然后形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互联网社区里有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然后通过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引导舆论。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尝试，比如各大媒体与媒体人进驻新浪微博，在突发事件中发声、引领话题，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宏宇
相关文化管理部门应意识到，旧有的一些历史叙事由于曾经的革命历史环境和敌我冲突等外部条件，催生了具有时代性的宣传策略，并塑造了一批性质为单维度的英雄人物及事迹。而当前社会文化和政治舆论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仍然机械固守和重复旧有历史叙事方法，不去与时俱进地发展历史传播新策略，那么曾经的历史财富就有可能会成为如今的历史包袱。
近年来官方调整抗战历史传播口径的经验就非常值得借鉴。逐步开放相关史料，并肯定国民党军队抗战贡献并为国民党抗战老兵正名，社会上并未因此引发令人忧虑的矛盾冲突，相关政策在获得各方面一致好评的同时，让公众看到了我们党尊重历史事实的胸襟和捍卫个人价值的担当。在这里，官方以更加平和包容的叙事方式，维护了民族整体利益的大义，得以展现自身开明、开放形象、并最终赢得更高威信。事实上，当前社会上民心思定求稳是绝对主流，我们应对此充满信心。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突破革命战争时期的旧有单维度历史叙事，走向改革和建设时期的新型多维度历史叙事，不仅符合当前历史潮流和现实社会需要，也能彰显和促成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认同，并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基础。同时，也能为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提供更加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执政合法性依据，从而实现一举数得的效果。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申建林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事物的理解、看法与态度，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哲学与宗教等意识形式，因而就其性质来说，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的状态，尤其在处于信息交通的现代化、网络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可以直接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思想与观念，思想文化更加多元，思想整合与维护特定意识形态的难度也空前加大。另一方面，在市场观念与个人权利观念的激发下，在世界观上人们更倾向于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自我献身与自我牺牲的传统道德被个人主义的现代道德所取代。
新问题新挑战给进一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首先，宣传者同时也必须是信仰者。道德与意识形态宣传的最大问题在于，宣传者本人并不一定信仰，很多时候，宣传只是他人交办的一项工作，因而宣传者的宣传话语只存在于会场、电视电影的镜头前，一离开这些临时性的场所和场景，宣传者立刻恢复了原形，这样宣传便也成了表演和假面具。其次，为提高意识形态批判的可信度，用事实说话，避免战斗性语言。思想的力量在于其逻辑、理性与真实，而绝不是话语威胁与政治定性。人们内心只认可那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而得出的结论，而很难认可充满火药味的攻击性语言。再次，充分估量信息接受者的文化素质与独立判断能力，只有充满道义和尽量真实的信息才更容易深入人心。要知道，今天的民众是生活在开放社会中具有广泛见识和丰富经历、具有权利意识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公民，尤其是现代青年都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面对这样一批宣传对象，唯有宣传者具有更高的素质，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