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是经济带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迁移是产业再发展、再扩大的一种有效方式。产业从形成到发展壮大都离不开要素流动，经济是靠流动才能存在和发展的。而生产要素在流动方向、路径具有规律性的情况下，就会带动沿线、沿途经济的共同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带。经济发展是先有“点”，然后形成“圈”，由“圈”与“圈”的相互协作、互通互联形成“线”，再由沿线要素流动溢出效应形成“带”，最后形成宏观的“面”。
产业迁移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标志性的产业迁移战略有三次：第一次是“三线建设”，第二次是“西部大开发”，第三次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前两次产业迁移战略都是在国内范围内，第三次产业迁移战略不仅跨越国界，而且内涵更宽泛，既包含产业的“全要素”整体迁移，也包括产业的“分要素”独立迁移。除了范围不同，这三次产业迁移战略的原因也不同：“三线建设”的产业迁移是非市场化的计划性迁移。当时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薄弱，生产要素匮乏，出于保护产业发展、防止外来破坏的原因进行了指令性、计划性的产业整体、全要素迁移。
“西部大开发”的产业迁移是市场规则和国家战略规划相融合的行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由改革开放前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经外资引进、市场开放等发展战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中实力已逐步壮大，但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却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不仅是为了求得区域的平衡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成本不断攀升，环境资源破坏严重，不可再生的生产性资源日益短缺。同时，东部发达地区不断提高的人口密度也使自然环境、生产生活环境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西部大开发、产业梯度转移这一国家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提出的。
“一带一路”的产业迁移则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增大、生产要素丰富及质量提高的情况下提出的发展战略，是站在全球共同发展的视野，明确提出要输出生产要素、转移产能，颠覆了传统的以吸入型为主的点状、块状及自我发展为主的保守型产业发展模式。从追求自我发展、区域发展、区域平衡发展到追求全球共同发展，中国的产业迁移战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由内向外的科学化思路。按照流量经济理论的观点，流量经济分两种存在型态：一种是站在某一区域（包括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视野，以区域自身的平台或相应条件吸引外埠的资金、人力、技术、信息等经济发展要素向区域内集聚，通过各种资源要素在区域内重组、“提升式”的有限期滞留、“借助式”的经过等方式，促进和带动区域内经济发展，再通过区域内的资源要素向外埠输出、流动等，既使本区域内经济得到发展，又带动和服务外区域的经济发展的经济现象；另一种是站在区域（包括国家或地区）与区域间发展的视野，通过推动和促进资源要素或产品的相互流动、重组、互补等产生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各区域间有机协同发展的经济现象。
差序增长极律：产业迁移与经济带形成的必然性体现
进入到工业化阶段后，现代产业的出现、现代生产工具与生产制造技术的发明创造使得人类社会的产业增长日益加速。但也应认识到，人类的现代产业增长不可能同时普遍性地呈现于世，纵观历史，人类在地理空间范围内的产业及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基本上都是按“点—圈—线—带—面”的路径展开的，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也蕴含着“差序增长极律”。
所谓差序增长极律，是指人类社会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经济增长极点呈现出由小变大、由大变多、由多变长、由长变宽、由宽变阔，再到全球覆盖的次序。这种次序的产生是由于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形成的。于是，“点”就成为增长的初始极，“圈”就成为扩大了的初始极，然后再到城市群，再到国家经济体，再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盟体，直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联盟。
差序增长极律理论的具体表现有如下五个阶段：
（一）以城市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极阶段。产业发展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发展一定会有初始极，但初始极不可能表现为平均、平面式的增长状态，而是会呈现出发展的差序化格局特征，即先有一个增长极点，再逐渐向外扩展。由此说来，增长应当首先会出现一个力量、能量点。由力量、能量点开始扩散增长能量、能极。而力量、能量点又从哪里开始呢？就是通过聚集增长要素而发展为一个力量、能量主体，此主体的初始极主要就是城市。
（二）以中心城市为主体形成的区域及城市圈增长阶段。当某一城市作为增长资源要素聚集点发展起来后，会逐渐扩大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时，该城市便成为中心城市。在全球化、信息化社会中，城市在城市圈增长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开始出现分化，出现了个别城市通过非政府行为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手段“领导”周边地区和其他城市的现象，也即其成为了“中心城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城市间“能力”的差异，它代表了一个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通过经济、科技、文化等市场手段，对其他城市及周边地区的组织协调水平和影响程度。
研究者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不平衡发展开始，到围绕着经济增长点（中心城市）集中资源要素，增长点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产生“聚集不经济”，然后出现增长点产业向周围扩散。相应地，在增长极中心城市就会发生由当初聚集资源要素向周边地区再扩散资源要素的现象，即流量经济现象。扩散的结果，就是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及城市圈增长体系。城市圈增长体系再扩展出去，就是城市群增长体系。
（三）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增长阶段。当一个国家以城市为核心的增长极形成能力，继而再形成区域主体、城市圈、城市群，而后当城市圈、城市群数量足够多、发展规模足够大时，就开始形成为国家实力。这一阶段的增长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增长。一个国家所考虑的，就是如何培育和吸纳更多的经济要素，培育更多的实体企业，这时候各个国家的发展思维基本上都是尽可能地把经济要素吸引进本国内，以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
（四）相邻国家形成的跨境性区域经济增长阶段。和城市圈形成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足够规模，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且生产发展超出了自然、社会的承载力时，这个国家就必须将部分经济增长要素输出、扩散出去。而输出、扩散要素的首选地点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按照“不平衡发展”原理，周边国家和地区一定会积极吸收增长极国家的产能和发展要素。进一步地，相邻国家和地区为了达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目的，也会与增长极国家结成经济发展联盟或经济共同体。为了实现有机联盟或共同体，还会破除一些不利于要素跨国境流动的障碍，比如关税壁垒的破除等，制定和实施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比如自贸区政策等，因此而形成的经济发展要素跨国境融合现象，就是流量经济的具体表现。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世界经济同增长、共发展是人类的共同期待。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人类交往的文化。交往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表现为产业迁移行为的不可逆转。人们常说，21世纪最重要的商业法则是开放、对等、共享。但这一阶段是在上述四个增长阶段实现之后才会得以呈现的。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已从双边贸易发展到多边贸易。原来的双边贸易是经济区域化的阶段物，而多边贸易则是经济全球化促成的。
增长决堤律：产业迁移及经济带形成的必须性体现
增长决堤律是笔者根据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新理论。其理论内涵可从如下理解：按照拦河大坝的蓄水和开闸放水的原理，修堤坝的目的之一就是蓄水，但当所蓄的水量超过水坝拦截区域的容量和水坝的承受力时，就会发生水坝决堤事故。而要避免水坝决堤事故，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开闸放水，将一部分蓄水流放出去。尽管总蓄水存量会暂时减少，但减少存量一是为了保住基本的存量，二是为了保持增量的可持续。这样既减轻了水坝的压力，又可以保持新的水源流入，也可使水的质量不断提高。
具体到经济增长极扩散效应形成的过程，一个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实现增长，会通过建设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和条件，搭建有利于增长要素流动的平台，培育和吸引更多的经济发展要素集聚到该地区，形成产业集中地。但当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达到相当的规模和体量时，必然会出现前述所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能力过剩、劳动力资源不足、自然资源短缺，进而开始出现企业效益降低等问题。此时，该地区就必须转移产能、扩散经济要素、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人们生产、生活内容和环境的不断改善。简而言之，区域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的产生，皆是增长决堤律原理使然。
增长决堤律涉及的主体产业是第二产业，即工业、建筑业。这两个行业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皆以自然资源的消耗或形态改变为基础和方向，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主要是建立在自然资源要素供给基础上的。而产业迁移及经济带形成的主体即是工业和建筑业。增长决堤律的具体执行方法主要包括：促进产能转移；扩大市场覆盖面，挖掘外埠市场潜力；注重资源的集约使用，减少资源的损失浪费；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外投资规模。
（本文作者为福建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