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中，职业学校的学生同时也是企业中的学徒，企业培训和职业学校学习交替进行，而且以企业培训为主导。在德国，截至2012年底，德国约有143万名学徒在330个培训职业中接受培训。而且，一个年级中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人数占该年级总人数的一半以上（55.7%），而德国人就读大学的比例仅为20%。这充分表明德国年轻人在就读高校和接受职业教育的选择上，明显倾向于后者。德国从事培训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率（即培训企业率）接近22%，这个比率在500人（含）以上的企业达到了近90%，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及资金的局限或是由于其工作内容过于专业，其培训企业率仅为14%，不过，跨企业培训中心的存在弥补了中小企业培训条件的不足。
此外，“双元制”职业教育充分发挥经济界自治组织的作用，将商会纳入到职业教育的全过程之中，包括培训标准的制订、培训过程的实施以及职业能力的考核等。这样一种职业学校、企业、商会和政府机构等各类行为体的分工协作，不仅能培养企业实际需要的技能技术型人才，而且能敏锐地对工业和职业变化做出调适。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重企业实践和校企合作的理念也在向高等教育层面渗透。一方面，在研究导向型综合性大学以外，德国还存在着大量以企业实践为导向的应用科学大学。另一方面，近年来，“双元制”职业教育也在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例如，在巴登—符腾堡州，原先的职业学院已经从2009年起转制为“双元制”大学。
稳定的劳资关系和公司治理结构。德国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这得益于以合作主义为特征的劳资关系。一方面，鉴于在德国，工资由工会和雇主联合会通过劳资谈判确定，而工会力量相对比较强，这使得雇主无法通过压低工资来获得竞争优势，而只能通过提高员工的技能和增加创新与研发投入来确保自身的竞争地位，这同时也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另一方面，在遇到危机时，德国工会又表现出合作的态度，推迟工资增长计划或接受适度的工资增长，由此减轻企业的压力，避免了大规模裁员，使得在危机过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中，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保有充足的、有经验的技术工人。
在公司治理方面，德国公司奉行稳健的治理模式，具体而言，银行在公司融资和监事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可以防止公司参与过于有风险的投资项目，保证贷款偿还的安全性，促使公司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在共决体制中，雇员代表参与公司的决策过程，维护和保障了雇员的利益；最后，德国的公司管理中以生产和技术为导向，而不是仅仅以公司短期的收益为标准，很少参加投机和并购活动。除了在公司中掌握大量股份的大股东之外，银行和雇员代表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角色，他们与高层经理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大联盟”来决定公司治理的相关政策，兼顾到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权益，股东价值并不是大多数大型公司追求最多的价值。总体上，德国公司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导向型。10和美国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相比，德国企业往往更重视自身产品的质量，愿意投入资金研发新技术并且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愿意投资于员工的技能培训和创新能力，而非一味关心公司股价，这种理念造就了值得信赖的德国制造业企业，也正是强劲的制造业帮助德国率先走出了金融与经济危机。11
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德国历来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每4个工作岗位就有一个依赖于出口业，而德国的出口中，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制造业扮演着重要角色。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制造业在德国经济部门的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了近四分之三。与此同时，德国制造业的出口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2013年达到47.7%。正是因为德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这需要德国保有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而前述的“德国模式”构成要素正是这种国际竞争力的保证。
但是，也必须看到，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例如，2009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德国出口急剧下滑，这是导致当年德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到了2010年，德国的出口又迅速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究其原因，这和德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有很大关系，相关数据表明，以汽车、机械、化工和电气为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占德国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在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时，各国企业减少投资，包括对生产资料（如机械设备）的采购，消费者也减少大宗商品（例如汽车）的购买，使得德国的出口受到冲击。但是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经济刺激计划，具体措施包括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通过减税和转移支付来鼓励消费，前者增加了对德国机械设备的需求，而后者使得德国的汽车生产企业重新获得了大量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