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而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研究政府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的改革与创新。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核心要素的地区制度
中国近年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践表明，政府一直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在政治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强有力的人事控制，但是在经济上，地方政府却有能力协调中国大部分的经济资源，从省级到县级地方经济的相对自给自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空间来推动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能够推进制度创新，以促进经济增长。中央政府将更多的自主权下放给地方政府，鼓励进行尝试性改革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鼓励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地方政府实质上更有能力和条件协调当地的土地、企业、金融资本、能源和原材料等大量资源，分权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同时地方政府竞争资源的动机也随之产生。在中央正式的监管制度下，地方政府执行改革开放政策、规则制度和法律，推动、影响了地方以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
合理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公共部门的制度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合理制度包括有限制的政府、良性和廉洁的官僚机构、保护产权和契约实施的法律制度以及适度的税收和监管制度。合理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是政府的一个主要功能，实际上也是对“善治政府”的一个根本检验。善治政府在过去几千年来对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在近四十年来，对各国的经济增长，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治理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经被广泛的经验证实。
对于新兴加转轨“双重特征”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较高，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制度安排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地方政府所具备的公共治理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可能更为重要。处于经济转轨期间的我国企业行为常常被打上“不理性”的标签，其原因往往不是企业的非理性，而是地区制度上的差异。这从侧面说明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重要性。
政府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维持法律和秩序、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有效提供基础设施以及构建公开公平的税收管理体制和规制管理的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是追求其任期内的政绩，或者是个人升迁概率的最大化。而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则是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对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源的支配权力。过去的考核制度过分注重经济增长以及地方领导任职期间招商引资、财政收入和GDP增长情况，这就决定性地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在转轨经济环境下，政府提供的公共治理制度措施对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良好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的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拥有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地方经济的发展既直接关系到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又影响到对地方主政官员的绩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