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演进史，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局部战争还是世界大战，通常是由大国主导和参与的，而最后决出的胜利者则会按照其意志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有学者认为，由于这样的战后秩序往往缺少持久和平的基础，因此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困境”虽然在理论上能够解释大国的分歧，但在实践中，治理大国分歧的努力常常徒劳无功。然而，历史的进程并非完全如此。
大国关系的历史追述
1815年结束的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外交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其特点之一是在认可国家主权和“均衡”原则的同时，几个“大国”（Great Power）同意在缺少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寻找共同利益。从此，国际法领域和大国的外交实践中开始屡屡出现“大国和谐”的理念和机制。这一强调“集体安全”的原则为一百多年后的美、苏、英等国领导人在构思如何重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由于二战后国际秩序长期处在美苏两极的冷战状态，人们在审视战后国际关系时，更多看到的是两国的分歧引发的对抗，而不是他们为了消除分歧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实际上并非如此。自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两国领导人不仅建立了直通的“热线”，而且双边高级别会晤从未间断。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对话与沟通铺垫，美苏两国也不会在20世纪70-80年代签署一系列“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nties，简称SALT）。尽管有人坚持认为，这些和谈是强权政治所需要的烟雾弹，抑或是大国之间惯用的尔虞我诈，但事实是，美苏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让双方了解各自的底线，从而确保两个最大的核国家不会从一般性的分歧走向全面的对抗。这既是外交使然，也是当时处理两国分歧的有效途径之一。
通常，国家间的分歧可能由以下情况引发：双方（或其中一方）忽视各自的核心利益所在；双方不透明的战略意图与实力造成彼此间的误判；双方在边缘利益上拒绝做出必要的让步，导致在核心利益上难以达成共识。此外，还包括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难以相互兼容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在此情景下，国家间分歧可能扩大甚至转为对抗。不过，既然美苏之间的上述重大分歧在冷战期间都能够得以被管控，那么冷战结束后，那些承担维护和平责任的大国更应该继续探索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而有效管治大国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