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奠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全球范围内国家大规模冲突得以有效控制，但在国际体系、生态治理、文化价值观及非传统安全治理等方面各国分歧依然存在，甚至时有升级激化。其中，意识形态的分歧因冷战的结束和国家利益优先的影响，长期以来被学界视为国际交往中的束缚似乎已然“终结”。然而，一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总要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和支撑。纵观冷战的历史及70年来国际交往的实际，意识形态分歧在大国交往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选择对外事务的优先伙伴时，意识形态因素发挥了怎样的效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国家治理》周刊专访了知名俄罗斯研究专家吴恩远先生，循着中苏到中俄交往的史迹，探明大国治理中应对意识形态分歧的智慧。
意识形态是国与国交往的指导准则，从来没有脱离意识形态指导的国与国关系
《国家治理》周刊：在您看来，意识形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国与国的交往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吴恩远：国与国的关系与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思想。同样地，国与国的关系也需要遵循着某些共同的准则或思想原则。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指导着现实中的国与国的关系。意识形态不仅是某种特定的主义，也是一种思想观念。我们一说意识形态可能很多人想到的就是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划界等等，这其实是很片面的。意识形态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指导准则，既没有脱离了实践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缺失意识形态指导的国家关系。
明白上述这一点很重要，现实中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脱离了一定的思想和原则所指导的国家关系。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争的对立方，一边是德日意法西斯阵营，另一边是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这两方阵营是以什么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是以共同的意识形态标准建立起来的。比如说，德日意之间的同盟关系的基础是1936年德日签订“关于共产国际协定”。协定阐明了他们结成反共产国际同盟的理由，即认为共产国际“破坏和威胁了现存的国家”。表面上这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但背后掩盖的是德日意称霸世界、对他国亡国灭种的思想意图，只不过他们当时不想引起西方国家更大的警觉。自苏联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在打压苏联，而这也是基于意识形态，因为在他们眼中，共产主义国家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一个幽灵” “魔鬼”，必须消灭它。德日意法西斯阵营为了避免过早激怒西方，就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从而掩盖其瓜分世界、称霸世界的意图。法西斯同盟的这种“障眼法”让西方大国对此放松了警惕，于是有了1930年代西方大国的“绥靖主义”，西方大国的有意纵容导致了法西斯势力的迅速膨胀和壮大。“绥靖主义”原本是想将法西斯的祸水东移、引向苏联，但后来希特勒得手后就撕掉了假面具，他不仅仅是要对付苏联，而是吞并整个欧洲。这完完全全是从法西斯的本性出发，这种本性即体现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充分表露的法西斯理念，也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和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才与苏联联合起来形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首先建立在1941年英美共同签订的《大西洋宪章》上，宪章开宗明义指出“要把这两个国家政策上若干共同原则推广到全世界”，即平等、公正、反对种族压迫等主张。这些基本原则后来逐步扩大成《联合国宪章》：针对当时的德日意法西斯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强调各民族的平等与公正；针对希特勒扼杀言论与思想强调言论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针对法西斯阵营借助战争称霸世界强调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这些原则下，反法西斯同盟得以团结起来。可见，《联合国宪章》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而二战以来的历史也表明，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共同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共同的原则，国与国的交往就失去了基础。包括后来由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亦是如此。
以上充分证明，在国与国的交往中需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准则，但这些准则不是刻意强调某一项排他性的思想。意识形态分为各种不同的层次，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意识形态”，它不特指某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而是指一些共同的相处准则。有些国家间在思想意识的某个方面联系得更加紧密，譬如华沙条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等，它们都是基于一定的、大家关心的、共同遵守的原则。这些无不说明了，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意识形态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甚至西方国家也从不掩饰其推行西方价值观的外交策略。换言之，就是说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下，潜藏着由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的行动准则。明白这一点有助于看清国际交往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