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周刊：今年正值中欧建交40周年。在您看来，中欧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具有怎样的特殊性？
黄 平：中欧关系的特珠性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中欧都有着悠久的文明。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第二，中欧都包含着广袤的大陆、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文化。第三，中欧之间没有直接的主权、领土和地缘政治的纠纷。虽然近代从八国联军侵华到二战期间（如德国、意大利）有过历史恩怨，但总体上而言，欧洲的主流国家（如英国、法国）在二战中和我们是合作的。1945年以后的七十年中，中欧关系不像中日、中印、中美关系，有的有领土纠纷，有的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有的甚至还有过局势冲突，中欧关系不存在这些纠纷，二战后我们与欧洲国家再没有过直接的冲突和对抗。第四，中欧都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第五，中欧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可以有很多合作、互补和相互借鉴的地方。第六，中欧之间是重要的战略伙伴。
中欧关系的共性要大于相互之间的差异。欧洲是发达的经济体，它的社会发展程度、文化教育程度、科技创新和管理水平总的说来都高于我们。而中国是正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加可持续发展、日益实现中国梦的大国，所以，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合作空间。
现在中欧还有一个新的合作空间，就是中欧合作援助第三方。比如说援非，原来是中国援非，欧洲援非，但是中欧基本没有合作援非，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中欧（中法）合作支援第三方。中欧合作援助第三方将是中欧合作的新领域。所以，中欧关系现在的定位是全方位的合作伙伴。
《国家治理》周刊：然而，中欧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您看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欧关系在发展上经历了哪些阶段？
黄 平：中欧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当时正处于东西方冷战时期。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了冷战格局。新中国一成立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欧洲在冷战期间是一分为二的，以柏林墙为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最早和我们建交的。新中国刚成立时和西欧几乎没有外交关系，和我们建交的第一个西欧国家是瑞士，于1950年建交。由于瑞士在二战中是中立国，在苏美冷战中也是中立国，所以瑞士首先和我国建交。
中欧的隔阂严格意义上说，到1956年就开始松动了，标志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不同意。在这之前还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另一个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派高级代表团到西方参加关于印度支那的国际会议。而万隆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亚非大会，在万隆会议上我们提出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会议宣言的肯定，并且成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1954年至1956年的这三件事推动中国和欧洲关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中国从在冷战中被严格地定义为社会主义的一员，更多地变成了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此时，虽然冷战的阴影还在，但是我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接触。
1956年以后我国和苏联有了纷争，中苏之间不再是铁板一块。从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苏之间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纷争演变为国与国关系的僵化甚至敌对化。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和欧洲的关系进一步发展。1954年我国和英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1964年也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苏由党与党的纷争演变为国与国的纷争。同年，中法正式建交。至此，欧洲的英法德三大国中只剩下德国未和我国建交。
第三个阶段发生在文革初期。1967年，中国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中英关系落入了低潮。加之196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欧洲发生了法国的“红五月运动”，在文革前期，中欧关系进入低潮。
由于我国及时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进行了处理，给了欧洲一个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想破坏中欧关系。当时，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频繁地会见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和社会人士，不管是建交的还是没建交的，不管是现任领导还是前任领导，甚至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科学家、艺术家。这些举措使得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同年中日建交。直到我国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我国和欧洲国家基本上都建交了。中英由代办级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关系，英国首相希斯访华。1972年，中德也建交了。从1971到1973年，是中欧关系大发展的三年，中欧关系进入正轨，中国和欧洲国家几乎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第三个阶段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我国重返联合国，除了亚非国家，欧洲很多国家也支持我们恢复合法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中欧关系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四人帮”倒台以后，我国的中心工作就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向东欧学习，我国和西欧虽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真正的经济合作、科技合作和教育合作还没有完全展开。之后我们从向东欧学习，到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各大使馆开始新设文化处、教育处、科技处、商务处。可以说1978至1989年，是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的时期。
但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欧关系受到影响，尤其是中欧的军事合作受到了影响，直到现在欧洲对华军售也没有解禁，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被欧盟和欧洲大多数国家承认。
中共十四大以后，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后，我认为中欧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更高的发展平台。一方面，中欧建立了全方位的合作伙伴关系，我国和欧盟的关系现在很稳定、很成熟。另一方面，我们之间具有很多互利共赢的合作面。比如在气候变化、能源、科技、教育、经贸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在处理与欧洲关系中中国越来越自信，中欧关系也越来越平等和成熟。改革开放之初欧洲确实方方面面都比我们要发达和先进，而现在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并不都亚于欧洲。尤其是在电子化、网络化和数据化方面，我们也乘上了新一轮发展的直通车。
《国家治理》周刊：中欧关系已经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发展成为现在的全面合作伙伴。在您看来，中欧关系目前面临的最大分歧体现在什么地方？
黄 平：我认为中欧现在的分歧主要是在标准的制定上。欧洲希望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全世界，不只是在环境、生态、气候变化方面，还包括人权（如妇女权益、儿童权益、少数民族权益）等其它方面。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坚持的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化历史，应该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制度、政策和标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说法，而确实是一个符合我们的发展水平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事情。但是，欧洲现在希望我们以它们的标准为标准，而欧洲的标准有些甚至比美国的还要高。
《国家治理》周刊：造成中欧在标准制定上存在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黄 平：就环境问题而言，欧洲已经迈过了高耗能、高污染阶段，污染行业早已进行了转移，现在的欧洲就像花园一样，生态环境很好。所以欧盟现在的标准也特别高，甚至进入欧洲领空的飞机都要收碳排放税。而他们现在要把同样的标准强加给我们。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一些重化工业污染问题还很严重，还在着力解决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我们确实缺乏很多技术，所以我们需要中美、中欧在气侯变化和节能减排方面的技术合作，但对于这些技术，他们要么对我们保留，要么作为知识产权售价过高，而另一方面又提同样的高标准。因此，我们一直是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我们的这一提议，不只是对中国，而是对整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首先，发展中国家没有历史欠债，今天的气候问题首先是第一轮进行发展的发达国家造成的。他们都把环境问题叫做外部效应，那时以为地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乱破坏、乱开发、乱污染，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这三五百年的历史欠债。
其次，中欧的发展阶段不同。欧洲经历了从工业化初期发展，到严重污染，到贫富悬殊，到殖民侵略战争，到他们自己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再到战后七十年的和平，跨越了现代化，到了现在高度的后现代这个阶段。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了转变，连人们的意识也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讲究生活质量和品质。而实际上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是还远远没有达到的“奢侈型”的发展与生活模式。
再次，1945年以后，世界领导权由欧洲（英国）转到了美国，欧洲不再是十八、十九世纪时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老大，但是它在话语权上还要占据制高点，还要为世界制定标准，为世界构建秩序。我认为我们与欧洲之间治理上的分歧不只是在贸易上，也不只是在要不要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主导权、舆论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上。对于我国而言，现阶段与欧洲最主要的分歧就表现在欧洲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全世界，也要求中国。这是非历史的，也是不合实际的。
《国家治理》周刊：您认为，欧洲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分歧上存在什么样的心理？
黄 平：首先，是欧洲在心理上具有优越感。欧洲人体会不到亚洲人面临的压力，体会不到非洲人面临的疾苦。我们中国人今天还面临着很多具体困惑，如耕地问题、淡水问题，而且，我们人口数量庞大，也没有那么多森林、草地、蓝天，但是欧洲人现在不能换位思考，不能将心比心，这是整个国民心理问题。
其次，是欧洲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欧洲人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叶是主导世界、引领世界、支配世界的，而这种引领权和主导权在1945年以后交给了美国，现在甚至开始向亚洲倾斜。过去的七国集团是欧美主导，北约集团是美国主导，现在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可以带动周边国家，带动现在的金砖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甚至对中东也有影响。
《国家治理》周刊：面对中欧治理上的分歧，中国秉持着什么样的态度？
黄 平：我们现在面临着西方一些人关于“国强必霸”的言论和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应指出的是：
首先，中国不会称霸，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发展任务还很重，更重要的是，从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贯坚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称霸不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其次，称霸也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念。晚清以来，从八国联军洗劫一直到日寇侵略，中国饱受强权之苦。中国文化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受够了这个痛苦，反而不会因此而进行报复，更不会强大了又去欺负别人。
中欧在文化上也存在差异。欧洲大陆包括几十个国家，它是多民族多国家，而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多个民族。欧洲现在正在进行一体化整合，而我们可以说在秦汉时期就完成了这个意义上的整合。我国早已形成了大一统架构下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共生共存共荣，虽然有差序格局，有尊卑长幼，但是我们不树敌人、不排外，我们多民族之间都是兄弟姐妹，“天下无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欧洲一直是一个大陆下面有多个国家，多个国家之间曾经发生厮杀式的战争，为了领土、利益、价值、宗教，常常是相互敌对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都是欧洲人自己先打起来的。而我们对周边国家、其它国家，即使有领土问题的纠纷，也是通过谈判、协商、互让等方式来解决，对于台湾问题我们也都一直没有用武力解决。
总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处理可以追溯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论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世界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两国之间的事两国协商谈判办，各国的事各国自己办，领土、主权、基本制度等不容他国干涉。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和今后处理好中欧关系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