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对干事创业的认知
在对自己为所从事的这份工作付出方面，71.84%的受访党员干部认为自己的付出高于这份工作带来的回报，其中选择“付出略高于回报”的比例为29.31%，选择“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比例为42.53%。只有不到7%的受访党员干部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回报大于付出。从工作本身的特征看，公务员工资待遇的争议已经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而且近期的政策也已在公务员工资待遇方面有了初步的调整。但从事业的角度看，衡量这份事业的付出和回报，既正确地反映党员干部为公为民的心态背后的辛酸，也从侧面强烈地呼吁对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心态的保护和培育。
通过进一步地比较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三类机构的差别可以发现，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中对回报与付出比较的认识，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对“付出略高于回报”的认同比例最高（35.19%），后两者对“付出远大于回报”的认同比例最高（65.85%，42.68%）。两个类别的差异反映了当前热议的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别，过高或过低的工资影响了对工作付出回报的判断，从而进一步影响干事创业的动力（见图1）。
如果说个人收支不相符是党员干部对个体利益得失的衡量，那么将个人干事动力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则反映了党员干部的大局观。在调查中，93.68%的受访党员干部认为缺乏干事创业动力会影响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忠城是党员干部应有的一份光荣责任和政治品格，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理应对党、对人民树立“忠诚之心”，树立正确的忠诚观。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没动力与忠诚度无关。在问及“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没动力，是不是对组织不忠诚的表现”时，68.36%的受访者表示否认。这也促使我们从多方面去深入探索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缺乏动力的原因。
当前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来源
总体样本中，在所有的干事创业动力来源里，“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为了个人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完成上级和领导交办的任务”这些事关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相关的利益排在前列（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而涉及公共利益方面的选择，如“为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认同比例相对靠后（见图2）。这些反映了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行为，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关乎公共利益的选择，尽管认同比例也比较高，但个人利益更容易促发干事创业的动力。
外部动力：级别高的干部比级别低的干部更易受政策和考核体系激励
动力来源于认知，对党的事业的认知决定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最大动力来源。在党员干部群体调查中，“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认同比例仅为29.31%，其余的七成受访党员干部对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自身干事创业的最大动力来源，持迟疑或否定的态度，其中选择“一般”的比例为28.16%，选择“不太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为42.53%。
在对受访党员干部群体按行政级别进一步地交叉分析后发现，对前述选项，“副厅级及以上”“正处级”党员干部群体的认同比例为66.66%和57.14%，而“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群体的认同比例仅有18.18%、36.85%和28.80%，说明了正处级及以上党员干部和正处级以下党员干部对这一认识的差异。现实中，行政级别越高，对顶层的政策设计的认同程度也越高，而基层干部可能更直观地感触政策执行的效果和对效果的评价，并基于效果的评价决定干事创业的规划。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更亟待人民的首创精神，和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激情。以“为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干部干事创业动力来源的认同比例为36.78%。
对干事创业“为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认知同样出现了行政级别上的认知差异。“副厅级及以上”“正处级”的认同比例为66.67%和42.86%，而“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及以下”的认同比例仅有22.73%、42.11%和37.60%，级别高的干部可能基于经济发展的考核要求，将自身的行为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而级别较低的干部，仅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眼中的干事创业更多地体现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以“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作为干部干事创业动力来源的认同比例为34.48%，而且不同群体的认知显现出一致性，各个行政级别的受访群体对干部干事创业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认同都比较低。这些都说明了干部干事创业的对象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概念比较宽泛，对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驱动已经呈现出口号化的倾向，也因此，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动力需要一个概念清晰、方向明确的界定。
内部动力：个人的仕途晋升空间、家庭生活需要成为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动力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也取决于个人的利益得失。个人的仕途晋升空间、家庭生活需要成为其干事创业的重要动力。“为了个人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完成上级和领导交办的任务”“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作为干部干事创业动力来源的认同比例分别为64.94%、51.37%和66.09%。
当前，责任意识恐无法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在调查中，“为了尽到一名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作为干部干事创业动力来源的认同比例仅为37.36%。这一调查结果反映潜藏在受访干部心目中的“有权无责”的意识影响了对干事创业的认知。当前现实中的许多方面，如食品安全、行政审批等问题，都反映了有“权”的党员干部只想要管理带来的各种收益，却不想承担对应的成本，主动回避责任，更谈不上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当前影响干部干事创业动力的主要因素
在所有影响干部干事创业的因素之中，“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干与不干一个样”“上级领导为了‘不出事’，压制下级作为空间”“对发展理念和考核标准比较茫然，干事没有方向”的认同（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比例较高，而关于自身能力的考虑如“自身能力水平有限，确实干不成什么事”选择比例相对较低。
选择结果说明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首先考虑的环境因素，良好的激励条件和宽松的工作氛围更有利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激励力度不够
经济体制引入了大量的利益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而在针对党员干部的激励机制中，忽视了物质激励的重要性，没有足够地重视到人的物质需要，从而工作缺乏活力、效率低、懒政等现象的发生与物质利益激励不到位不无关系。在调查中，“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干与不干一个样”的认同比例达55.74%。
除了经济刺激之外，身处体制之中的党员干部还关注职务方面的激励，包括仕途的晋升、考核的标准，也成为影响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动力的重要因素。在调查中，许多干部表示，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上不去了，认真工作也没什么意义，还不如得过且过。在受访的党员干部中，认同“对发展理念和考核标准比较茫然，干事没有方向”的比例达50.0%。
此外，对党员干部的精神激励欠缺也不应忽视。对党员干部的精神激励，是组织内部通过表扬奖励授予荣誉称号、灌输党员服务意识和理念等方式满足其个体在心理上的需要，从而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在问卷调查中，认同“精神缺‘钙’，没有信仰”的受访干部比例达49.42%。精神激励的良好运用可使干事创业更具长远性和有效性，但在调查中发现，党员干部对精神方面的学习和修养，难以转化为现实的动力，表面上我们一直在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但产生的效果甚微。
局部监督失调
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在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过程中得到逐步强化。强化监督的目的原本是约束党员干部滥用权力，纠察干部失职渎职的行为，以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只有构建起以鼓励“干实事、实干事”为导向的完善的激励机制，并且使干部明确干事过程中所要遵循的规则、原则、方式、方法等，才能使其在“从严”的环境下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否则，一味地强化监督，很可能引起局部的监督失调现象。
也就是说，这种局部监督失调从侧面反映在对党员干部监督过程中，容易忽视了对其个人正当利益的保护和对个人干事积极性的培育。从后果上看，这种局部失调直接造成了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动力的不足。调查中发现，过度侧重以强化监督的方式，来制约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防范他们在工作中的失职现象或是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行为，导致了部分党员干部的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造成整个政府部门行政运行效率的低下。在问卷调查中，“上级领导为了‘不出事’，压制下级作为空间”“周围形成了不干事的氛围，不断蔓延传染”的认同比例分别达57.47%和50.0%，也有38.50%的受访干部表示受当前反腐压力的束缚，认为“反腐压力大，干事容易惹麻烦，还不如不干”。
监督体系的失调不仅表现为如调查中所述的对某些领域、某些行为监督过于严厉，导致干部干事创业束手束脚，还表现为监督在某些领域的失位。调查中也发现，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监督约束机制和手段，干部任用后，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着的看不见”“监督无追究、追究难落实，雷声大雨点小”，同样会致使一些干部身上的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小事情累积成大事情。
【执笔：严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