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实现发展转型的基本驱动力，而推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深层因素则是公众对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基于这一认识，应当将公众对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作为新常态下政府治理的衡量标准之一。为此，政府不仅要着力构建完善的产权和法律制度，将权力置于明晰、严格而公正的法律框架之内，更应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承担起公平分配的职责。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新常态下良好的政府治理。
高速的经济增长伴生不稳定的社会预期
经济长期高速的增长促进了我国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但与此同时，公众对社会发展不稳定的判断也日益凸显。
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增速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这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市场化改革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此期间，凭借供给一端无限供应的劳动力和相对充裕的自然资源与需求一端长期短缺经济下广阔的国内市场的交互作用，市场活力逐步被释放，驱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国内供给逐渐超过国内需求，国内市场逐步饱和。在非公有经济勃兴的冲击下，原先规模庞大而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经济体，被动地进行了以“抓大放小”为特征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国企改革转型发展全面展开后，下岗、失业群体大量出现，同时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保障体系也因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而面临严峻挑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迫切性也开始显现。
不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并未因此受到削弱，三大因素继续支撑着21世纪之初前10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是人口红利，即低工资水平下的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一直延续至2005年前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出现“用工荒”问题时才终现拐点；二是出口红利，2001年11月我国加入WTO后，尚处于消费繁荣期的欧美和新兴经济体为国内业已饱和的产能提供了新的释放和扩张渠道；三是房地产红利，20世纪末期单位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一直囿于财力约束的地方政府找到了新的税费来源。
在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下，人口红利下的低工资、房地产红利下由不断推高的商业地价补贴的低廉工业地价、一直受到压制的低廉资金使用价格和自然资源价格，共同组成了低廉的要素价格体系，并支撑起一个以出口战略为主导的工业和服务业体系，也使得我国在21世纪之初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在全球经济处于景气周期的岁月里，我国维续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在四万亿政府投资刺激计划的助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得以延续至2012年末。
经济长期高速的增长促进了我国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但与此同时，公众对社会发展预期的不稳定性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尽管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各地政府长期处在以GDP增长为主导的绩效评估体系之下，加上政府财力的现实制约，进而导致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应对自2000年即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需要。面对保障水平低、覆盖面不足以及基金规模有限的格局，公众对社会养老、医疗等问题的担忧心理普遍存在。第二，进入21世纪后，房地产行业逐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成为驱动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工商业用地不断侵蚀农村农业用地的过程中，因土地产权不明晰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尤为凸显。一些因房屋拆迁和农业用地被侵占却未得到合理补偿而引发的纠纷、冲突及上访事件，给稳定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心理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的确，如果市场化改革在财产权难以受到有效保护的状态下进行，那就意味着作为市场经济根基的法治制度基础不牢靠，也意味着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游戏规则不明晰。而缺乏法治根基的市场经济终究难以让公众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