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发展转型亟需稳定的社会预期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降档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政府治理应该抛弃单一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思维，转而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
四万亿政府投资刺激计划的实施对缓解全球金融危机的急剧冲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经济下行的长期趋势不会因为短期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而发生逆转。当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普遍步入再调整阶段，当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逐渐退出后，自2001年加入WTO后便逐渐依赖世界市场的中国经济终因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而不得不面对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困局。人口红利在2005年后逐渐消退，房地产红利因价格高企和供求关系转变开始下滑，出口红利也因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而趋于丧失。当21世纪前10年支撑我国经济的三大动力逐渐弱化之时，我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降档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现代增长理论表明，由劳动力、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无法长期维续，长期经济增长的最终驱动力在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对于身处“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中国经济而言，依靠生产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新常态下的发展转型必须走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的集约型增长道路。为此，重新审视既有的制度基础设施存在的缺陷，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是未来政府治理中的关键一环。
技术进步源于持续的研发活动和“干中学”。尽管研发活动有望带来巨额的回报，但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正因如此，低成本的模仿创新成为诸多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然而，模仿创新终究无法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顶端，这使得我国虽成为“世界工厂”，但在体现产业分工的“微笑曲线”中，却只能被动地处于附加值最低的中段（组装、制造），而附加值最高的左段（技术、专利）和右段（品牌、服务）均为外国企业所把控。应当说，作为后发国家，由于缺乏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储备，借助模仿创新以实现技术进步，本身便是后发优势所在。但也应当看到，模仿创新一方面会减弱社会对研发活动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会弱化社会对专利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
对于政府而言，一提到推动技术进步，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然而，从基础性研究层面到应用性开发层面，技术进步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构成，有限的政府财力应侧重于投放到基础性研究领域，而不是侧重于投放到商业性的应用开发领域。研发活动的确常常带有很大的风险，但如果从事这种风险性的活动能够给厂家带来一定年限的独占的超额利润，那么市场上的逐利资本则会愿意投资这类活动。因此，重要的是政府要切实保护专利权和专有技术权，而不是诉诸单一的财税政策上的优惠。专利权、专有技术权直至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便是政府能够给予发明者、发现者和创作者，以及潜在的发明者、发现者和创作者的最为明确的回报和稳定的预期。
技术进步源于人的思想及其实践。因此，掌握技术进步钥匙的人便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力，而是人力资本。鉴于此，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源源不断地转变成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将是关乎我国能否顺利实现新常态下发展转型的根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由于作为劳动力的人只是手段，是被动的，而作为人力资本的人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不仅是被动的、更是主动的。因此，就治理变革而言，要求政府实现理念上的根本转变。既然人力资本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那么不论是市场经济本身，还是其赖以运作的制度基础设施，都应当以人为本，并最大程度地为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提供有力的保障。而以人为本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要义，仍在于让社会公众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事实上，公众只有在稳定的社会预期中，而不是在匆忙不定、浮躁不安的拼搏劳碌中，才会有更多的闲暇和心境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才会有稳定的心态去从事一些短期难以获得回报的基础性研发活动，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才会迎来真正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