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势力范围的急剧扩大，酝酿和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思想及理念日益发展完善。1927年，历任参谋总长、陆军大臣等职的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是一个狂热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妄言“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侵华步伐。同年6月27日，田中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该会议重要议题是“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并图谋在东方会议的名义下策划这种设想”。更为重要的是，该会议是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后公布了《对华政策纲要》，“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就以这个纲要为基础而展开”。其内容包括：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竭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国在华利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第四，“万一动乱（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它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在公布的文件中尚且这样露骨地表明了干涉和侵略的意图，而会议中的秘密部分必然更加具有侵略性是不可想而知的。1927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实月报》杂志揭露，田中曾根据这次会议决定拟就一份秘密文件上奏天皇。《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英、美、苏等国报纸也相继予以披露，但日本当权人物则矢口否认。在所谓《田中奏折》（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中写道：“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权利”。就连日本学界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设想，则不论‘田中奏折’的真伪，大体上说中了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程”。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近代史》中也称：据传《田中奏折》“详述了侵略中国的步骤、方法。这个文件是否东方会议决定虽不能确定，但它和以后日本的行动完全一致”。中国有的学者也认为，继续讨论《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即使田中不通过《奏折》向天皇报告，上述情况也足以证明《奏折》所表达的政策是存在的。历史事实证明，东方会议及其议题勾画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根本战略构想和基本国策，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总体目标。随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用武力落实占领中国东北和内蒙的实际行动。
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发动侵华战争，大肆煽动所谓“生命线满蒙的危机”“好像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都有濒于被外国人杀害的危险”。但这个危机是他们制造出来的。1928年6月，日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阴谋夺取东北。这一事件应验了关东军上报军部的《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即如果张作霖不接受“把满洲政权傀儡化”设想的话，就让“帝国认为适当的人物”来实行，即使诉诸武力，也必须谋求实现。
1930年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从军事上看满蒙》中讲：“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我国以国家命运作赌注，断然进行了日清、日俄两大战役，结果终于在大陆的一角确立了特殊地位。”“从目前支那的态度方面来考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用外交的和平手段，终究不能贯彻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这是继田中义一之后更为明确地道出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意图。参谋本部也在“形势判断报告”确定“解决满蒙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占领满蒙”。同年5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私见》中写到：“为了我国国运的发展，满蒙正是最为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在确定战争计划上，要问战争动机、确定日期，按照日韩合并的要领，向中外宣布合并满蒙足矣……如有良机，依靠关东军的主动，成就回天之伟业绝非难事。”由此可见，日本借故发动侵略战争已经只是时间问题。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其司令部的预定计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占领我东北全境，这样，日本军国主义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日本为了造成对东北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在所谓“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的旗号下，一手炮制了实为日本殖民地的“伪满州国”。
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进逼中国关内，蚕食华北。1933年日本占领热河，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使日军占领合法化。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不许他国干涉的声明，表明日本将独占中国的意图。1935年，日军在河北和察哈尔不断制造事端，进行军事挑衅。国民党政府再次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中国失去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同年6月28日，“丰台事件”发生，日军非法进驻丰台。接着，日本侵略者策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推动以分离华北为目的的“华北事变”。11月25日，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与此同时，日军策动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妄图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1936年2月，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这次以建立军事政权为目标的军事政变虽然失败，但上台组阁的广田弘毅随即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从组阁到施政方针完全按照军部旨意而决定，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形成。同年8月，日本出台“国策大纲”，以“稳步地向海外扩张”“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等根本国策。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并炮轰宛平城，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后以重兵三路进攻华北，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
综上所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演变过程是与“大陆政策”的演进及实施互动发展的。从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对于西方列强“弱肉强食”侵略行为的认同，日本从昔日“存华挫狄论”实现了向“得失互偿论”的彻底转变。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实施的“富国强兵”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膨胀与发展。日本完全无视几千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力图仿效西方列强的作法侵略中国等亚洲邻国。从“脱亚论”到“大陆政策”构想的产生，为日本最终寻找到了发动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现实主义理由和行动依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又给了日本军国主义确立“在东洋的权利”的战略时机和侵略空间。从对华“二十一条”到“田中奏折”的对华政策推进，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线理论”已经转变为侵华的具体战争行动。随着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彻底破产，也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指导的日本民族扩张主义、军国主义道路没有出路，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