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国家神道、军国主义在近代日本是如何衔接并影响着日本乃至亚洲社会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史研究课题，也是探寻近代日本社会发展路径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的作用被新的征兵制所取代，武士的特权被剥夺。随着明治维新各项改革政策的实施，全盘西化所带来的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的弊端逐渐显现。日本虽然在1885年成立了第一届内阁，1889年颁布了亚洲第一部宪法。但是直到1918年原敬内阁出现之前，日本实施的并非真正的“政党政治”。由于领事裁判权19世纪末才收回，关税自主权直到明治末年才得以收回。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民权”运动逐渐被“国权”呼声所淹没，落魄武士及其后裔以“浪人”的形象出现，形成下层社会民族主义土壤。这批人有国粹主义者、亚细亚主义者、日本主义者，他们倡导天皇主义、国粹主义、亚细亚主义、日本主义，他们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对政府与西方列强搞“协调外交”耿耿于怀，他们排外、尊皇、主张向亚洲扩张利益，并准备与俄美决一死战。这些人是形成日本右翼的主要力量，也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生力军”。
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与淘汰，武士阶层连同其特权都已不复存在。但是，经过国家神道的整合与国家主义运动的洗礼，那种存在于大和民族血液中的武士道精神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军国主义的召唤下更焕发出其顽强、残忍与令人震惊的“活力”。新渡户稻造曾写道，作为武士道“武勇文德的教义已经解体，但其光辉与荣誉会超越废墟获得重生，它如同樱花，在四面来风吹得花瓣陨落之后，还能将其祝福的芳香溢满人间”。②
进入20世纪后，我们看到了武士道精神的复苏。在战后和平主义的微风细雨中它散发的是鲜花的芳香，但是，在战前军国主义的狂风暴雨中它带给人间的却是血雨腥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的残忍杀戮以及对自己性命的轻视让人们看到了武士道精神的再现。“不要命”和“要人命”可以说是武士道精神最直白的表述，而这些在日本军人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日本军人不仅不尊重别人的生命，也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这在“神风敢死队”身上已经得到验证。
本来，武士尽忠的是自己的主君，也就是小集团的首领。但是，在近代中央集权制度下，藩阀解散，大政奉还，万世一系的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现人神”“忠主君”变成“尊天皇”。在不满明治政府西化路线后，保守阶层、民族派以及武士后裔便打着“尊皇”的旗号开展国家改造运动。该运动的主力军主要来自民间右翼和军人阶层。如“国粹派”右翼组织玄洋社、黑龙会，代表人物是头山满与内田良平；“革新派”右翼组织老庄会、犹存社，代表人物是北一辉、大川周明；军界“皇道派”中下级军官及其策划的军事政变，代表人物是西田税；军部上层掌握权力的高级军官，他们确立了战时体制，并使军国主义建设达到顶峰并最终消亡，代表人物是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
日本武士崇尚像一夜之间香消玉殒的樱花那样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顶峰的精神境界。当武士道经过国家主义而与军国主义衔接时，其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会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军事能量。所谓“国家主义”就是将国家作为最高价值，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至上，个人从属于国家。在国家神道推动过程中，日本被认为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化身。国家主义经过一番整合之后基本定位在扩张日本国家利益的框架内。“肇国精神”“国体精华”“八纮一宇”成为军国主义教育的关键词。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将军事力量提高的战略高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将综合国力集中到军事建设的国家体制和教育体系，其特征是实施非民主的独裁政治。
1973年12月19日，在第72届国会的众议院建设委员会的答辩中，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大村襄治把“军国主义思想”定义为“将一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组织动员到战争中，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发挥国家威力并使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从属于军事的思想”。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正是这样一部军国主义战争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