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5日，石原对未来的“新国家”伪满洲国进行了一番描绘，他说，“日支两国人民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日本人要放弃优越感”，“新国家的官吏应由在满之人担任”。本来，石原莞尔持“满蒙占有论”观点，但这时他已开始转向“满洲独立国论”，并向亚细亚主义者转变，这种转变是石原莞尔后来与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它是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满洲独立国”构想、笠木良明等人的“王道主义”、橘朴的“农本自治主义”等复杂理念影响下由关东军一手策划而成立的。但“满洲国”一成立，其发展方向就与“满洲建国运动”推进者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满洲国”的命运被民政局警务司司长甘粕正彦等人掌握，而执“满洲国”牛耳的是东条英机、星野直树、松冈洋右、鲇川义介、岸信介等人，他们分别代表军阀、财阀、革新官僚的利益。
“满洲国”成立25天后，石原莞尔就与“满洲青年联盟”的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10人血盟、结成“协和党”并发誓要实现“满洲国理念”。1932年7月25日协和党改为“协和会”，1933年3月，在伪满洲国成立1年后协和会正式声明将“东亚联盟论”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并开始倡导亚细亚主义。所谓东亚联盟论，其理念源于“满洲民族协和”、“王道主义”、“以日本为先导”的思想。石原莞尔认为，应付未来“世界最终战争”的前提是综合运用东亚各民族的全部力量，结成东亚联盟、建设东亚大同国家。他主张，日本作为核心国必须在联盟建立的初始阶段发挥主导作用，但日本不应靠武力强制地取得盟主地位，而应本着民族协和的精神，真心地与东亚各国相处并以此来树立自己的盟主形象。如果日本提出强权式主张则“与皇道精神不相符”。石原认为，东亚联盟的四项基本理念即“思想统一、国防共同、经济一体、政治独立”是赢得世界最终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东亚联盟所标榜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精神理念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实施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与骗人口号。
“石原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建设国防国家的思想和扩大军需产业规模却被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所继承。二战期间，三菱重工与川崎重工分别生产飞机万余架，富士重工军用飞机产量在日本名列第一。三菱重工生产航空母舰4艘，坦克4千余辆，川崎重工生产航空母舰5艘。富士重工的发动机、日立的飞机引擎与军舰及火炮、日产的军车、松下的收发报机、东芝的雷达、雅马哈的螺旋桨、尼康的军用望远镜都为日本开动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做出过“重大贡献”。而在伪满洲国成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鲇川义介正是日产公司的当家人，在日军占领东北后他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其公司资本由成立之初的4.5亿日元增至1940年的24亿日元。
石原莞尔在中国东北“开垦”了一块“实验田”，但他却无法控制“满洲国”。石原军事战略思想的出发点是想通过“整个东亚的革命性变革与一体化”来实现与美国所进行的“高层次的革命式的持久战”，⑤但现实却向着与他设想相反的方向发展。面对东北日苏军事力量对比的逆转，石原的“亚洲革命战略”思想开始降调，而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更是对他亚洲革命战略思想的一次考验。1941年3月，由于他与陆相东条英机之间在军事战略以及作战方式的选择上产生重大分歧，而被编入“预备役”待命。日本在政党势力凋零、国内经济萧条、军界内部战略思想不统一的状态下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石原在为“世界最终战争”的到来而采取的现实主义与为维护东洋精神价值而采取的理想主义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与矛盾，他一方面把未来的战争定位在用东方的王道文明来战胜西方的霸道文明上，一方面又为在“最终战争”中取胜而不择手段。石原曾说，“必将到来的以太平洋为中心、为东西两种文明的统一而进行的战斗……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生存，同时也是为了拯救世界人类这一伟大的天职”。⑥近代日本人就是这样，肩负着“自发的使命感”“悲壮地”走向战场，在侵略亚洲的刀光剑影中完成他们“解放亚洲”“振兴亚洲”的大业。这是近代日本的“迷失”，也是近代日本的悲剧。日本战败后，石原重新为未来的世界与日本进行定位。他预言，“10年后日本将复苏”、美苏争霸的结果将使“苏联瓦解”、未来世界的“最大问题是民族与宗教”问题。历史的发展均证实了石原判断的准确性。石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家，也是一个提供社会发展战略的思想家。当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奠基人，他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