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对华政策由战争“不扩大”向“武力解决”方向发展。1938年4月1日，在军部的推动下，日本制定并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进入“战时体制”，政党和议会的作用被削弱，军需工业膨胀，统制经济大规模实施。但是，经济军事化并没有拯救日本，因为日美开战比石原莞尔预想的早了10年，日本并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再准备10年日本也没有能力赢得“世界最终战争”的胜利。另外，对外侵略扩张不仅没有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反而使日本的人力、财力遭受超出预想的损失。1940年日本的GDP为2,097亿美元，但到了1945年降为1，568亿美元。1935年日本的财富积累为1243亿日元，但二战结束时仅剩747亿日元。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样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毁灭性打击。
“大东亚秩序建设”：军国主义战略目标的理论根据
大川周明在其《大东亚秩序建设》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东西对抗”理论，即“在一切战争中，规模最壮大、意义最深远的要属世界史上两个至大至高的对抗个体—东洋与西洋、亚细亚与欧罗巴之间所反复进行的战争”。⑦他指出，“世界史上的两个文化单位—亚细亚与欧罗巴，一方面各自在其内部经过多次战争使各自的特性得以鲜明地发挥，另一方面经过双方的对立、争斗使新文化得以产生。”⑧由此，大川周明便得出了战争创造文化的结论。大川周明认为，在世界史上东西两大势力的“最初冲突”发生在波斯与希腊之间。而此前的斐尼基西渐与新兴希腊的东渐所带来的冲突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亚细亚欧罗巴争斗”。不过，二者的角逐促进了历史的迅速发展。在公元前7～6世纪时，作为欧洲文明不朽基础的“希腊精神”便有所展现。与此同时，波斯帝国也统一了印度以西的古亚细亚各文明国家。他把公元前500～499年的波斯战争看成是真正的“东西之战——亚细亚与欧罗巴最初的冲突”。波斯战争促进了希腊国民的觉醒，使希腊文明最终形成。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锡伯莱文明一起成为欧洲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希腊与波斯的历史便是欧洲与亚洲历史的缩影。前者文化精神的特征是注重理性、独创、崇尚自由、进步，而后者的文化精神是注重信仰、传统、统一、保守。大川周明在二者的对比之中找到了东西对抗的历史的、文化的依据，并确立了自己东西对抗理论的前提。
在所有的“东西对抗”中，大川周明认为，蒙古民族表现出了“纯乎又纯的亚细亚民族”特色。1219年蒙古人大举西征，7年后他们几乎征服了中亚的全部以及南俄罗斯的一部分。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志并于1235年第二次挥师远征欧罗巴。5年之内，他几乎平定了中俄、南俄的全部，同时挺进波兰，经略东德，夺取整个匈牙利、大半个奥地利以及巴尔干诸邦并长驱意大利威尼斯。蒙古“征西军”的目的就是想“统一世界”、赢得“后世无限的尊敬”。大川周明积极评价了蒙古西征说，蒙古人在创建“世界帝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亚细亚人作为统治者、支配者所具有的人种本能”。在这场征战中，欧洲与亚洲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从13世纪开始一直到16世纪这段时间，是欧洲慑服于亚洲的时代。然而，在近代的300年中，所有的非白人都在欧洲人面前甘拜下风。他认为，这种状态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有了改观。
从上述大川周明的东西对抗理论看，第一，他的战争观明显地受到霍布斯理论的影响。即战争是国家之母的理论。第二，他的文明观是建立在“冲突”理论基础之上的。即早在战前，大川周明就已经开始运用“文明冲突”理论来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异文化之间的矛盾现象。“文明冲突”理论以及“东西对抗”理论，在“只许欧洲放火，不许亚洲点灯”的近代，无异起到了为亚洲启蒙的作用。但同时，这一理论的提出也为日本任意发动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大川周明对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道德性与破坏性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区别，只是一味地强调战争对文化传播的意义。尤其是他把战争放在东西对抗的天秤上进行价值判断与衡量，这对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的正当性给予了错误的肯定，同时也为后来日本人在所谓“大东亚战争”问题上形成不正确的历史认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综合地看，大川周明的东西对抗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与作用:第一，揭示了战争的世界史作用。第二，强调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便是东西两洋对立、抗争、统一的历史。第三，为亚细亚主义提供了思想文化依据。第四，强调要想建立世界“新秩序”，日美战争不可避免。如果说石原莞尔为日美开战准备好了物质基础，那么，大川周明就为日美开战准备好了精神食粮。但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与剥夺中国密切相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