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大川周明提出了“复兴亚细亚构想”。1922年大川周明就曾写下《复兴亚细亚诸问题》一书，并发誓要成为“把复兴亚细亚作为生命的战士”。他对近代东洋的萎靡不振耿耿于怀。他认为，在“西洋”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时“东洋”便已完成了文化体系的构筑。“东洋的传统精神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极其高贵的一面。亚细亚的复兴不单单是摆脱欧罗巴取得政治上独立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亚细亚各民族在精神领域对古代光荣的复活。”⑨大川周明指出，“亚细亚复兴的真正意义”在于同时取得精神与政治上的双重独立，而不应单纯地模仿西欧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大川周明对亚洲“精神独立”的强调是他在阐述亚细亚主义理论时胜人一筹之处。但他同时又得出结论说，日本正是为了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把日本侵华给伟大的中华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破坏与复兴东洋精神混为一谈。他一边盛赞中国、印度作为“东洋伟大中心”的历史地位，一边把“日本精神”作为现代“东洋精神”来解读。这种鱼目混珠的做法，使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论相交织。纵观大川周明的理论，往往是从正确的论点出发，经过一番是是而非的论证后导出错误的结论。实际上，东洋精神与日本精神在近代不仅无法统一，甚至处于极其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因为近代日本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凌驾于亚洲各国利益之上，其所谓“日本精神”已无法与和谐的东洋精神同日而语。
当然，在强调日本精神的同时大川周明也承认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历史意义与作用。他认为，日本人的“东洋意识”(即“三国意识”)一直比较强烈，但中国“几乎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印度大概也无视日本的存在”，尽管如此，日本自己还是由衷地汲取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这预示着将来有一天日本将肩负起对亚洲的“伟大使命与责任”。而这一天“终于来临”。大川周明把“东洋精神”即“三国魂”看成“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精神基础”，并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正是“三国魂的客观化”。至此，大川周明最终完成了其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对“大东亚秩序建设”的理论架构。他的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尤其是对东洋文化的论述有声有色。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论述往往犯逻辑上的错误。其原因在于他把复兴亚细亚的美好理想与日本侵略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视为同一。这不仅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使他的亚细亚主义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失去了应有的思想光彩。
大川周明强调，要把日本的统一与中国的复兴作为“实现东亚新秩序不可分割的整体课题”。所谓“日本的统一”是指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中国的复兴”在日本铁蹄践踏之下只能是幻想。关于日本在亚洲的领导权以及其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大川周明是这样解释与辩解的：由于“日本做出的牺牲最多”，所以，亚洲各国才“把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权赋予日本”。这里所说的牺牲主要是指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也包括“日本志士”“大陆浪人”在朝鲜以及大陆开展各项“活动”时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日本，确实有所谓的志士赴大陆或朝鲜，为中朝两国革新旧政出谋划策，甚至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但同时，为扩张日本领土而四处奔波的所谓“日本志士”也大有人在。
大川周明认为，“由于满洲事变的爆发，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的一角”，因此，对其持肯定态度。他尤其对日本敢于摆脱“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制霸机构”—国际联盟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日本敢于打破世界旧秩序的保垒、一举超越对英美的依赖、在外交上发挥“自主精神”的勇敢行为。大川周明的这种想法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反对日本依附西方、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搞“协调外交”的人们的思想主张。大川周明把关东军参谋长在1936年谈到“协和会的使命”时说的一段话，即“王道满洲国”已经建立，接下来的是“解放东亚各地被压迫、被征服的民族，逐次建设王道乐土”⑩作为“东亚新秩序及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开始。大川周明把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定位在“解放”亚洲上，但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却是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大川周明的历史观导致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仍对其侵略亚洲的历史认识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