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日本人对天皇的这种崇拜与尊重，所以以天皇名义所实施的专制才能够在日本形成。天皇本人是否真具有权力并不重要，历代日本的统治者都是在天皇的名义下进行统治，反而其专制性会更强。在近代面临西方列强殖民入侵的情况下，日本一些首先接触西方思想和规则的中下级武士迅速集结在天皇的旗帜下，发动了一次革命，完成了从一个封建制的落后国家到近代化先进国家的转变。明治维新就是利用天皇的这种权威性集合了反幕府的各种政治势力，又以天皇的名义凝聚国民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以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建立起了近代天皇制，这一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高度集权专制，即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归天皇。天皇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军事统帅权，甚至可以任意解散国会，其集权和专制的程度在近代宪法的包装之下反而更加强盛，这就为军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的必要条件。后来军部势力日益增大后也是利用维护和弘扬天皇的旗号去进行战争动员，在天皇的旗帜下发动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顽强也是怀着为天皇而战所带来的愚昧性的荣耀感在支撑着。
除去近代天皇制的专制及其与军部的结合，当时日本社会中的尚武传统也是其产生军国主义的条件之一。近代之前的日本是一个武士当权的国家，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拥有众多特权，但是同时为了实施统治，武士也须遵守某些规则，逐渐形成所谓的“武士道”，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崇尚武力，即日本武士道的尚武精神。武士就是以武力立世，崇尚武、忠、勇、义等精神。进入近代之后，虽然武士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被废除了，但是“武士道”中崇尚武力的传统却遗留了下来，尤其在面对近代西方列强殖民入侵，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均遭失败的强烈刺激下，日本社会认识到只有整备武力才能使国家免遭被殖民的命运。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政府一直将整备武力作为国家最主要的政策来推行，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如果没有西欧列强打着‘文明的傲慢’的幌子，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侵略清朝的话，也许不会产生日本军国主义。”⑧在不殖民就可能被殖民的时代，日本迅速掌握了西方列强的国际关系规则并开始以同样的方法对待自己的亚洲邻国，甚至比欧美列强更为残忍地进行对外侵略。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就不断地对外用兵，先后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参与一战，这些战争都使日本大获收益，导致日本国内的军部势力大增，军人在日本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高，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经常会成为要求和支持政府动用武力的社会基础。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同俄罗斯签订的条约最初只是从俄罗斯割让了部分领土，所要求的战争赔款遭俄罗斯拒绝，条约签订后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政府的让步，要求继续同俄罗斯作战，即使主张自由民权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面前也成了狂热的好战分子。
近代天皇制的集权专制和日本社会整体崇尚武力的社会氛围终于使日本在不断面临危机的情形下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军国主义。近代时期，日本主要面临两次危机，一次是在19世纪中期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面临的被殖民的危机。日本通过内部革命推翻幕府统治建立新政府，后通过实行“富国强兵”政策迅速强大了起来，避免了被殖民化的命运。但是这样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国内军人地位的提高，以及对武力的迷信以至于幻想通过武力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妄想，而且这一妄想成为了后来日本的基本国策。
另一次危机即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据的殖民地相对狭小，其经济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形之下，军部势力就开始鼓噪对外用兵，以通过武力争夺世界市场，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之下，才有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当时这一事件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总体战略部署，但是在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在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很快扶植起来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其后，日本国内围绕中国问题、是继续等待还是迅速解决形成争论，尤其在日本军队内部形成了所谓的“统制派”和“皇道派”，前者为相对的稳健派，主张继续等待时机解决中国问题，后者主张迅速通过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二者的争斗最终演变为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⑨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⑩这两次军事政变虽然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军部势力成为左右日本国家政策的主要政治力量，其后的日本首相几乎都只能由现役军人担任，而且主张激进的势力开始成为日本军部的主要力量。从此，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而且正是在这一体制及其侵略政策的主导之下，日本走上了一条战争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