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建根据地军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紧迫需要。经过军工战线革命先辈们的艰苦奋斗，逐步形成了以陕北、华北和华中三大战略区为基础的军工宏观发展总体格局。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胆识与智慧，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抗日根据地军事工业历经战争的炮火硝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 军事工业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军工战线的革命先辈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建和发展支撑战争的军事工业，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和中国军事工业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抗日根据地军工发展新局面逐步开创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军工生产。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设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全会强调要“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作为“当前紧急任务”。
陕北抗日根据地军工事业的初创与壮大。卢沟桥的炮火硝烟，召唤着一批批技术工人和青年学生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其中有以贺瑞林为首的近百名太原兵工厂的工人，以沈鸿为首的10名上海工人，以及从河南巩县兵工厂来的多名工人。1938年3月，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革命战争的需要，决定迅速创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成立了军工局，由军委参谋长腾代远兼局长，李强、王诤任副局长。不久，军工局划归中革军委后勤部领导，后勤部长叶季壮兼局长。在陕甘宁边区柳树店红军修械所的基础上，发展扩充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该厂成为一座既制造机器，又生产手榴弹、掷榴弹和火炸药的综合性兵工厂。工厂分为东厂和西厂；东厂为枪械修造部，西厂为机器制造部。
1939年4月，军工局将西厂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一厂，习惯称之为茶坊兵工一厂，仍以机器制造为主。东厂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何家岔村温家沟，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二厂，习惯称之为何家岔兵工二厂，专门负责制造枪械。同时，利用原东厂厂址成立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三厂，习惯称之为茶坊兵工三厂，主要负责复装枪弹、造手榴弹及生产酒精。1942年建成紫芳沟化学厂，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四厂，主要负责制造火炸药。至此，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已发展为4个分厂，边区的军事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华北抗日根据地军工事业的初创与壮大。1937年10月21日，毛泽东致电挺进华北敌后的八路军总部：“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自己造。”根据军委指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司令彭德怀经过反复酝酿，决定建立八路军自己的兵工厂。
1938年9月中旬，八路军总部修械所在山西榆社县讲堂镇韩庄村正式开始组建。八路军总部修械所的建立，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火生产从分散到集中，从修理到制造，从随军流动到固定厂址，从作坊生产到规模生产的重大转变。它标志着华北敌后太行山军事工业的诞生。
太行山根据地军工的发展。1939年6月，为加强军工生产，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军工部，刘鹏任部长。1939年2月17日，八路军总部就曾向延安中央军委请调工程师、管理干部、技术工人。中央军委于1939年7月1日，抽调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刘贵福等300余名技术骨干，支援太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1939年7月，日寇侵入榆社，韩庄修械所受到威胁。为了创建生产能力更强、更安全稳固的军火生产基地，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勘察厂址，选定地形绝佳的黎城县境内黄崖洞，迁往扩建。在此建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
从1939年6月到1941年11月，八路军军工部在太行山地区逐步发展整合为10个生产单位，职工总数达到3300多人。军工部一所：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西北45公里水窖山，又称黄崖洞兵工厂；主要生产枪炮、弹药。军工部二所：位于山西省平顺县西安里村，又称西安里兵工厂；主要修理枪械。军工部三所：位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高峪村，又称高峪兵工厂；主要生产七九式步枪、五○掷榴弹、手榴弹、地雷等。军工部四所：位于河北省武安县梁沟村，又称梁沟兵工厂；主要产品为步枪。复装枪弹实验厂：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下赤峪村，又称下赤峪子弹厂；主要生产步枪子弹。刺刀厂：位于山西省辽县土棚村（今左权县芹泉镇），又称土棚刺刀厂；生产步枪刺刀。铁厂：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柳沟村，又称柳沟铁厂；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炮弹毛胚、雷管。锻工厂：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显王村，又称显王锻工厂；主要产品为道轨钢制步枪枪身、节套、机柄、撞针和炮弹尾管等钢制枪弹零件的毛坯和掷弹筒、炮身毛坯。机器制造厂：位于山西省辽县尖庙村，又称尖庙机器厂；主要负责修补机器，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生产简易设备。军工实验所：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上河村，主要负责炮弹实验。
晋察冀根据地军工的发展。晋察冀作为我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较早建立和发展了军事工业，从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史上和中国军事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时，设有军区供给部，查国祯任部长。1937年12月29日，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在山西省五台县跑泉厂村建立第一个修械所。1938年8月，修械所改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第一修械所。同时，将部分人员与机器设备迁回五台县跑泉厂村，组建成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第二修械所，主要修配枪械，制造刺刀，并开始仿制手枪和步枪。1939年3月，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在河北省唐县大石头沟村和涞源县五亩地村又各组建一个修械所，前者从事手榴弹的制造，后者修理枪械。除此之外，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及地方武装也组建了修械所。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在河北省完县神南镇成立，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刘再生任部长。1939年10月，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技术研究室成立，集中了一批从北平、天津、保定来的知识分子，刘再生兼主任。按照聂荣臻关于“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就地取材、小型配套”的原则，工业部将军区供给部、各军分区的修械所进行整编。由技术研究社、综合性武器生产工厂大官亭修械所、火炸药生产工厂大岸沟化学厂和1、3军分区的修械所组成晋察冀军区“北区”7个兵工厂和3个化工厂，主要分布在唐县、完县（今顺平）、曲阳、阜平、涞源等地；以生产弹药为主的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子弹厂及2、4军分区修械所为主，在平山县一带建立“南区”6个兵工厂。
华北地区除了上述两个根据地的军工事业有了大发展以外，晋绥军区以枪械生产为主的牸牛沟修械厂、以火工品生产为主的晋绥火药厂，山东根据地以枪械制造为主的圈杨家村兵工厂、以枪械制造和弹药生产为主的胶东第一兵工厂、以弹药生产和枪械修造为主的山东纵队第二兵工厂等，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华中抗日根据地军工事业的初创与壮大。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移驻皖南歙县岩寺时，在岩寺上渡桥江家祠堂内建立了第一个修械所，同年8月，军部移驻泾县云岭，修械所迁到泾县小河口，皖南事变前夕，修械所人员先遣北撤苏北。
随着部队挺进敌后，第一支队在皖南泾县黄村建立了修械所；1939年秋江南指挥部成立后，又在苏南溧阳水西村建立修械所；第四支队在皖中舒城建立了修械所。第五支队在皖东来安半塔集建立了修械所。1940年夏江北指挥部在来安大刘郢建立了修械所。同年秋，第五支队修械所和江北指挥部修械所合并为修械厂，1939年底，第六支队在皖北涡阳白庙建立手榴弹制造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完全断绝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武器弹药补给。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军部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军事工业系统。1941年1月，在盐城重建军部时，成立了以韩振纪为部长的军工部。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对军工部副部长孙象涵说：我们军队的武器弹药，光靠打仗缴获是永远不够的，必须自力更生自行制造。要从新四军作战的实际需要，从新四军作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研制各类武器，改善我军装备。
新四军军工部下设工务、材料、管理等三科。军工部以一师、三师在黄桥、东坎两次战役中缴获的顽两个修械所、两部发动机、六部车床、二部陶床、一部乘床为基础建立起工厂，后又扩编为七个厂：一、二两厂做炸弹，三厂做子弹，四厂做手榴弹，五厂翻砂铸榴弹、炮弹壳，六厂修理，七厂木工做箱子及手榴弹木柄。
1941年7月，盐阜反“扫荡”之后，根据地缩小，军工厂受损失，难以集中生产。1941年8月，军部决定撤销军工部，把设备、人员就近分散到第一、第二、第三师组成小厂继续生产。新四军军部于1944年9月21日至10月6日，在黄花塘召开了华中兵工生产会。对发展军工生产的任务提出了要求，强调各级领导一定要关心和重视军工生产，号召广大军工战士加速发展军工生产，以适应大反攻的需要。会后，各根据地通过传达贯彻军工生产会议精神，开展劳动竞赛和创造模范活动，使华中根据地的军工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抗战胜利前夕，拥有各类军工厂46个，员工近万名。
由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以陕北、华北和华中三大战略区为基础的军工宏观发展总体格局，成为人民军队独立自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物质力量支柱。
抗日根据地军工战线群英荟萃人才辈出
许多革命前辈在抗日战争中，汇聚于军工战线，用鲜血和生命、胆识与智慧，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他们的英名永垂青史！
“八路军兵工之父”——左权。左权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8年初，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朱德和彭德怀经过研究，决定建立八路军自己的兵工厂，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左权强调，建设八路军自己的兵工厂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对军械修造的领导；二是集中技术工人和机器设备；三是扩大生产规模。在工厂的选址上，左权认为，作为一个较大规模的兵工厂，要有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和较好的生产条件，以及方便和充足的燃料来源。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确定了黄崖洞这个理想的兵工厂建设之地。他实地勘测地形，亲自规划工厂布局，科学配置保护工厂的军事设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将黄崖洞兵工厂逐步建设成为八路军规模最大的武器弹药生产基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八路军装备匮乏的状况。刘伯承曾赞誉道：“左权同志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周恩来闻讯道：“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朱德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兵工泰斗”——刘鼎。刘鼎，1902年1月出生，18岁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机电，21岁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刘鼎赴德勤工俭学，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学习机电课程。经孙炳文和朱德介绍，22岁的刘鼎由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旅德支部青年团书记。1926年，刘鼎受组织委派转赴苏联深造，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和工作，掌握了大量兵器、通讯、航空、军事等领域的知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为数不多的技术专家之一。
1939年，刘鼎从延安到达晋冀鲁豫根据地；1940年5月，经朱德、彭德怀提议，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他在担任军工部长的近四年时间里，狠抓步枪生产的制式化，大批量生产八一式步马枪；研制成功迫击炮和弹药，使八路军有了与日军相抗衡的火力；从“缸室法”试制出硫酸，到烈性炸药的研制成功，使八路军拥有威力更为强大的弹药；组织开展群众性的爆破运动，家家造雷，户户埋雷，炸得日军晕头转向，惶惶不可终日。由此创造出抗日战争太行军工发展的鼎盛时期。刘鼎被习仲勋誉为“兵工泰斗”，聂荣臻赞誉他“鞠躬尽瘁，奉献毕生”，交往半个世纪的国际友人称他是“杰出的中国人”。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首任部长——刘鹏。刘鹏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亲历北伐战争。1930年9月参加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排长、营长、团长等职。1939年3月，担任八路军总部第六科（军工科）科长；1939年4月1日，负责接管鼙山工厂，改名为柳沟铁厂。1939年6月六科改建为军工部，刘鹏为军工部首任部长；1940年5月改任副部长，是抗战时期军工部任职最长的领导人，为八路军军工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功勋卓著。
“无限忠诚”——沈鸿。1937年9月，不愿沦为亡国奴的沈鸿，从上海带领9名青工及10部机床，经西安奔赴延安。抗战八年的大部分时间沈鸿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在这八年里，为挽救民族危亡，沈鸿接手和解决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向能够找得到的书本学习，向专家和有丰富实际经验的老工人学习，经过反复实践探索，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使一个个难题都得到了创造性的解决。八年中，沈鸿与茶坊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共计134种型号、数百台套。他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1942年发给沈鸿的特等劳动模范奖状，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无限忠诚”四个大字。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吴运铎1917年生，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矿工。抗战爆发后，他不远千里，奔向皖南云岭，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
在淮南根据地时，吴运铎带领职工因陋就简自制土设备，扩大枪弹生产。主持设计研制成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的装备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0余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特级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将他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建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特级劳动英雄”——刘贵福。1937年8月，刘贵福带领16名兵工厂技工赴延安参加革命，曾任延安柳树店兵工厂科长、茶坊兵工厂枪械修造部领导人。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被派往太行，10月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工作，曾任军工部技师、军工部黄崖洞一所副所长、梁沟四所副所长、脑沟三厂厂长及左权县西安村、潞城垂阳村、彭庄枪弹厂厂长。
他先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支自主设计并生产的7.9毫米“无名式马步枪”、“八一式马步枪”及“八一式驳壳枪”；将马克沁机枪改装成延安的高射机枪、将沈阳造韩麟春13式79步枪改产为“新式65步枪”；将50迫击炮改进为曲平两用炮；并成功主持生产出太行山八路军全新枪弹。研制了刮斜机、拉线机、铣铇两用机、边槽机和标尺分度器等10余项专用设备。
1939年5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上，“无名式马步枪”荣获甲等产品奖，刘贵福获“特级劳动英雄”称号及毛主席题词的布巾：“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毛泽东”。1943年被评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劳动英雄”，并荣获“技术能手”称号。1944年被评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模范技术干部。是获“劳动英雄”称号的第一人，是八路军轻型化制式步枪的技术开创者。
“把一家献给党”——教逢春。火工技师教逢春，生于1906年，出身于爆竹生产世家，1938年跟随叔父全家参加县抗日游击队制作手榴弹，次年调柳沟铁厂任技术员，后调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任火工技师。在火工品研制过程中，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拆卸、解剖缴获的敌军炮弹。在火工品的试验中，他叔父、妻子和儿子先后殉难于爆炸事故，本人也多次负伤；但他毫不退缩，勇于钻研，成为军工部制造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的技术能手；被誉为“火工品的外科医生”，被授予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劳动英雄”称号。他在长期艰苦的工作中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患职业肺病，医治无效，于1948年不幸病逝。
投身抗日根据地军工事业的革命前辈还有许多，他们筑起一座座历史丰碑：刘再生，毕业于河北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后留学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曾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部长；张珍，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曾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副部长兼技术研究室主任；郑汉涛，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曾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工程处处长；张方，毕业于齐鲁大学物理系，曾任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第二生产管理处副处长、晋冀鲁豫军区技术研究室副主任；韦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技师；董文立，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师，曾任陕甘宁边区新华化学厂试验室主任、副厂长；刘大璋，毕业于复旦大学，陶瓷技师，曾任军委军工局生产管理科科长、秘书长；郭栋才，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系，曾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二所技师、三所工务科长、四所二厂厂长；陆达，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冶金专业，曾任军委军工局工程师、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工程处副处长；程明升，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系毕业，曾任八路军总部修械所所长、军工部一所所长……
抗日根据地军工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事工业，历经战争的炮火硝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革命前辈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努力拼搏，顽强奋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武器研制水平全面提高。步枪是当时步兵作战的基本兵器。抗日根据地步枪制造，经历了从仿造到改进枪械性能，进而逐步实现制式化的过程。1937年底至1939年4月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修械所、河北人民自卫军修械所、八路军总部第一修械所和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修械所，先后仿造捷克式7.9毫米步枪和汉阳式7.9毫米步枪。仿造枪枝的成功，为改进步枪性能打下了基础。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刘贵福等，大胆改进原枪设计方案，设计制造出新式的7.9毫米步枪。其主要特点，是在捷克式马步枪的基础上加以改进，配上三棱刺刀，利于白刃战；简化零部件，便于批量生产；缩小尺寸，适应山地游击战的特点；适当缩短射程，减小后坐力，提高射击精度。1939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举办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因为当时此枪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展览会标名为“无名式马步枪”。毛泽东参观展览会，拿起新枪比试一番，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这个枪使用方便，造得很好嘛！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打击日寇。”为进一步实现枪械制式化，已调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的刘贵福，对“无名式马步枪”作了进一步的系统优化设计，1940年8月1日定型制造出第一支新型步枪，彭德怀、左权等首长看后十分高兴，由彭总定名为“八一式步枪”。军工部遵照彭总指示和工业化生产要求，将八一式步枪的图纸下发至各造枪厂，统一生产工艺，使之成为根据地质量最好，产量最大的步枪，在太行区初步实现了步枪生产的制式化。
枪榴弹筒系配挂在步枪枪管前，借助枪弹发射的力量抛射超口径弹药的一种步兵近战武器。1942年2月，新四军第三师军工部部长孙象涵提出研制枪榴弹的设想。他亲自设计，并绘出结构图和零件图，在兵工厂先加工出样品，经试验获得成功。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兵工厂共生产了2196具枪榴弹筒和284900发枪榴弹装备部队，投入战场使用后产生了明显的军事效益。
1942年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军工部承担了研制口径62毫米迫击炮和炮弹的任务。1943年2月，该迫击炮的最大射程达到600多米。后又不断改进，增加射程，提高射速，而且通过加减药包和变换发射角度可任意调节射程，命中精度高。同年上半年，新四军第三师、第四师兵工厂在改进迫击炮性能方面也取得成效，即把原先只具备曲射功能的迫击炮改成兼具平射功能的两用炮。1944年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抽调40多位技术人员攻关，进一步提高迫击炮的质量。他们将雷管改为铜片冲制，管内全部装填强棉药，引信换成螺纹式，炮弹尾翼由铆接改为焊接。经反复试验和不断改进，炮弹的射程由原先500米提高到700多米。
弹药生产技术不断进步。1940年前抗日根据地兵工厂只能复装子弹（利用旧弹壳，重新装药），难以满足前线作战需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根据地兵工厂从1940年起致力于全新子弹材料的研制。虽然根据地兵工技术专家掌握了制造硫酸、硝酸、硝化棉等技术，自制的无烟药质量已经达标，但要自制子弹还必须会制造子弹壳。制造弹壳的主要材料是黄铜，而当时从各地乡村收购到的只有杂铜和含有大量锌的铜钱。兵工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试验，采用蒸馏、冲压、成型等一系列工艺流程，最终将杂铜和铜钱制成子弹壳。1943年秋，晋察冀军区子弹厂率先生产出全新子弹。次年，陕甘宁边区兵工厂也生产出1万多发新子弹。抗战后期，根据地不少兵工厂都掌握了冶炼黄铜的技术，制造出全新的子弹。
突破白口生铁韧化处理技术难关，开辟了生产炮弹的新途径。生产炮弹壳的原料主要是钢和灰口生铁。当时根据地民众有土法炼铁的技术和经验，能够生产白口生铁，但不能生产迫击炮弹所需要的灰口生铁。1940年6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工彭长山用民间传统焖火的方法，初步解决了白口铸铁炮弹的韧化切削加工问题，为迫击炮弹的生产探索出了新思路。同年秋，八路军军工部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冶金专家陆达与技术工人联合攻关，将美国的黑心韧化处理工艺同太行山的焖火技术结合起来，经过改进的火焰反射加热炉焖火处理，使铸件软化为可切削加工的毛坯，从而找到了一条不用灰生铁也能生产炮弹的路子，使炮弹能够大批量工业化生产。
火炸药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火炸药是枪炮弹制造的基础材料。如何因地制宜，自己研制高级火炸药，为枪炮弹生产提供必不可少的原料，便成为根据地军工部门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硫酸是化学工业最基本的原料之一，也是制造火药、炸药必须解决的关键原料。因此，必须首先掌握制造硫酸的生产工艺，并建立一定规模的化工产业。这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城市不难办到，然而对于地处农村和山区的根据地兵工企业而言，由于缺乏技术设备等基本条件，要进行化工材料生产颇为不易。1940年3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人员在河北省完县神南镇利用当地出产的陶土缸试制硫酸获得成功，从而创造了缸塔法硫酸生产工艺，并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了可用于火药制造的高浓度硝酸。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闻此信息极为欣喜，6月30日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你们已能自造硫酸、硝酸，这是我们工业建设上的一大进步，也是解决工业建设特别是兵工工业建设之主要关键。希大量扩充以能供给全华北各工业部门，首先是工业部门之需要为目标，在质量方面亦加强改进，以解决火药问题。”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人员再接再厉，于1941年1月，又成功研制出硝化棉和单基无烟药。
1940年底，陕甘宁边区军工局决定在紫芳沟建设火炸药厂。1941年9月由该厂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负责，利用从西安购进的硫酸和硝酸钾为原料，试制成功硝酸，接着又试产硫酸获得成功；1942年，开始批量生产硫酸、硝酸。与此同时，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制造出硫酸，生产出硝化棉发射药。在山东根据地，胶东兵工厂的技师王旭九等，就地取材，用含云母少、含酸程度较高的花岗石砌成塔，试制硫酸取得成功；随即又试制出硝酸，1943年正式投产。胶东兵工厂先后建立了6个硫酸厂，硫酸日产量保持在二至三吨的水平上。1943年8月，陕甘宁边区紫芳沟化学厂采用汤姆逊法生产硝化棉，每个流程可生产硝化棉32公斤。接着，又成功试产硝化甘油、双基发射药。此外，该厂还生产盐酸、雷汞、硫化锑等化工产品。双基无烟火药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抗日根据地火药生产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能够制造高能无烟枪炮弹发射药。
兵工厂不断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1940年彭德怀副总司令视察黄崖洞兵工厂时提出：工厂不是部队，职工不是战士，工厂要有自己的管理方法。根据彭总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对根据地兵工厂从作坊式生产到企业化管理的转变，进行了积极探索。刘鼎、郑汉涛等军工部领导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编写工厂管理教材，举办培训班，并亲自讲课。在深入调研和试点的基础上，各个根据地先后改革了军事化管理方式，实行生产过程定额管理，开展成本核算，并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制度和各种工艺操作规程。兵工厂企业化管理的推进，使根据地军事工业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轨道，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各个根据地军工生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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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马冰莹
The Cre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Military Industry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Quan Linyuan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penetrated behind the enemy's rear lines, and opened up the anti-Japanese base. Thus, creating the military industry became a pressing nee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order to resi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independently. Due to the hard work of the revolutionary forerunners on the military industry front, an overal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military industry was gradually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North Shaanxi, North China, and Central China major strategic areas. The revolutionary predecessors made indelibl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with their blood and life, courage and wisdom. Under conditions of extreme hardship, the military industry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was created amid the enemy's gunfire, grew larger and stronger,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Keywords: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military industry,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全林远，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国防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国家安全战略。主要著作有《军费论》《20世纪世界经济》《国有资产运营模式新探》《China in Transition》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