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经济下的“居住理性”
青年人的所作所为，一直是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新世纪以来，这一关注明显增加了新的议题，那就是城市青年与居住问题。这倒不是说，在过去，城市青年没有居住上的困难；而是说，居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人，大规模地更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判断标准，牵制他们的热情和想象力，甚至于改变了原有的理想、事业和爱情之间的格局。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把重点落在“是否应该买房”“如何顺利获得住房”等经济考量或制度建议之上，而忽略由住房经济所主导的城市青年在经济感觉和社会想象上的整体变化。然而，当“裸婚”需要被大声喊出、论证其对错的时候，当“房怒族”（虽工作勤勉但无力购房，由此感到低人一等的易怒青年）需要被特别命名、以示警惕的时候，这样的变化不可谓不鲜明。如何思考和理解这一青年自身的变化，也就变得格外要紧。
显然，居住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方式密不可分。首先就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城市的大规模扩张，不仅就业机会高度集中，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也聚集于此。受此驱使，年轻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等到他们登上城市这个舞台的时候，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基本结束，商品房市场一家独大的局面业已形成。将住房视为商品，成为社会主流的看法，在城市中获取居住空间的方式，也随之定型。于是，日日高升的房价，不仅每每指引年轻人对事业和理想的选择，就连爱情和婚姻生活，也和它挂起钩来。这既表现为，城市青年希望拥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而非轻易跳槽换岗，也表现为他们对结婚对象有相当的经济要求，更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将“居住空间”和“产权房”画上等号。
表面看来，城市青年对待住房的态度，几乎千篇一律，绝大多数人的心声都是“我要买房！”。这样的态度，也很容易被看成新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又一例铁证。不过，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便会发现，在这千篇一律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综合了经济计算、价值观念、欲望与审美、对公共服务的考量、对稳定生活的理解、对未来社会的判断等多重因素后形成的新的“居住理性”。它既非铁板一块，也并不那么斩钉截铁，反而常常自相矛盾，既充斥着生活的正常感觉，又不乏妥协和盲从。至此，如何理解其中的矛盾，伸张生活的正常感觉，指出混乱与盲目，为后续思考提供新的线索，也就构成了讨论“居住理性”的基本目标。
住房是资产吗？
对持续膨胀的商品房市场来说，人们仅仅知道“住房是一种商品”仍是不够的。一个更为基础和重要的“常识”还在于，“住房即资产”。波兰尼指出，这一类的信条，是市场经济重要的虚构之一。然而，正是这样的虚构，构成了商品房市场迅速发展的基石，成为地方政府、房产商和主流媒体合力普及的新知。
通常人们会认为，在商品经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城市青年，对这一信条的接受程度自然更高。尤其是在他们花了大价钱购买产权房之后，更是应该将住房视为资产无疑。不过，实际的情况显然要比这一笼统的判断来得复杂。
首先，虽然在调查中，有54.1%的人拥有产权房，59.7%的人将房产视为家庭资产，不过，如果仔细分析这个“59.7%”的话，便会发现，它所包含的群体，并不与“54.1%”重合，反而由一系列奇怪的错位构成。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三类青年。他们在住房市场中的位置不同，对“住房即资产”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一类是租房居住者。他们虽然没有产权房，却有22.3%的人选择将住房视为自家的资产。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暂时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但在住房经济的熏陶之下，不假思索地认可了“住房即资产”的说法，以至于认为家庭资产就应该包括房产才对。一是他们虽然在上海工作居住，却已经在老家购买了的商品房，并视之为家庭资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睹了大城市房价的迅速上涨，了解了“住房即资产”的知识却又无力购买，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房价较为便宜的家乡积极入市，占得先机。他们很有可能也因此具有双重身份，在上海是房客，在家乡是房东。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都意味着，尽管一部分城市青年在住房经济中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接受“住房即资产”的说法，按此判断或行事，进而将大城市中形成的“住房即资产”的信条，扩散到周边乃至边远地区。
